引言：智能化时代的体制追问

人工智能已不再是单纯的工具性存在，而是正在深刻塑造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诚如郑永年教授所言，我们已从“人工智能与社会”进入“人工智能社会”的新范式——人工智能不再是外在于社会结构的变量，而是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基础底色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此前三次革命的本质差异在于，蒸汽机、电力和信息技术所创造的皆是人类可以掌控和使用的工具，而人工智能则创造出了一种“类人的存在”，它同时具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双重属性，正在模糊乃至消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传统边界 。

这一变革对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提出的挑战是根本性的。当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自主完成认知性、创造性乃至决策性任务，当算法不仅可以替代蓝领工人的体力劳动，更可以替代白领阶层的脑力劳动，建立于工业时代的社会契约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构压力。西方学界已经开始警觉“技术封建主义”的来临——人工智能所创造的巨大财富正在高度集中于少数控制基础设施的巨头手中，普通民众不仅失去劳动岗位，更失去经济参与的权利 。

然而，危机之中蕴含着制度创新的历史机遇。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最庞大的应用场景市场，以及“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阶段，构建“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新形态 。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突破，更需要政治经济学层面的体制创新。

本文提出《未来国策》框架下的经济人工智能体制创新构想，核心命题是：智能化时代必须实现生产方式的全面智能化转型，同时必须确保这一转型服务于全体人民的福祉，而非制造新的数字鸿沟与代际割裂。“智能化代际共融”理念的提出，正是试图回应这一命题——让老年人分享智能红利而非被智能抛弃，让年轻人获得人机协作的新能力而非被机器替代，让未成年人从小就建立起与人工智能共生的认知框架。唯有如此，智能化才能成为代际正义的实现路径，而非代际冲突的引爆点。

一、智能化时代的经济体制重构：从劳动价值到智能价值

1.1 人工智能对传统经济范畴的根本性冲击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皆将劳动视为价值的源泉。卡尔·马克思进一步揭示，资本的本质是积累的劳动，剩余价值源于对活劳动的剥削。这一理论框架在工业时代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当人工智能出现之后，情况发生了质变。

人工智能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它可以被界定为“劳动嵌入型人工智能”与“资本嵌入型人工智能”的双重存在 。所谓劳动嵌入型人工智能，是指那些承担传统上由人类履行的生产职能的智能系统——它们可以是数字形态的算法交易员、数据分析师，也可以是具身形态的智能制造机器人、自动驾驶系统。这些智能体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价值，却不需要领取工资、不需要休息、不受生理限制。所谓资本嵌入型人工智能，是指那些作为生产资料存在的智能系统——它们不仅是静态的设备，更是能够自我优化、自主决策的动态资产，其价值创造能力随着算法迭代而持续增强。

这一双重属性带来的经济学革命在于：人工智能同时打破了“劳动创造价值”和“资本被动参与分配”的传统框架。当智能系统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当价值创造可以在完全没有人类参与的情况下完成，以劳动参与作为分配依据的社会契约便失去了根基。

1.2 生产函数的重构：人机协同的数学表达

为了量化人工智能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我们需要重新表述生产函数。传统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为：

产出等于全要素生产率乘以劳动的阿尔法次方再乘以资本的贝塔次方，其中阿尔法加贝塔等于一，表示规模报酬不变。

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生产的条件下，劳动这一要素需要分解为人类劳动与人工智能劳动。设总劳动投入L等于人类劳动L_h与人工智能劳动L_a之和。但二者并非简单的加总关系，因为人工智能劳动不仅替代部分人类劳动，还增强人类劳动的生产效率。引入协同效应因子西格玛，表示人机协同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则有效劳动投入可表示为：

L_effective等于L_h加上L_a，再乘以一加西格玛乘以L_h除以L_a与L_h之和的某种函数。

这一表达式的经济含义在于：当人工智能劳动占比从零开始上升时，人机协同效应先递增后递减，存在最优的人机配比。当人工智能劳动占比超过某一阈值后，人类劳动可能被过度替代，协同效应转为负面——这正是当前许多行业面临的“技术性失业”困境的数学根源。

进一步考虑资本的智能化转型。传统资本K是静态的机器设备，而智能资本K_a是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动态资产。设智能资本的效率系数为艾塔，它随算法迭代而递增。则有效资本投入可表示为：

K_effective等于K_t加上一加艾塔乘以K_a。

将上述表达式代入生产函数，可得到智能化条件下的总产出函数。这一函数的核心特征是：产出的增长可以不依赖人类劳动投入的增加，而完全依赖智能劳动的扩张与智能资本的深化。这意味着，如果分配制度不随之变革，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持续下降，资本收入比重将持续上升，且智能资本的集中度远高于传统资本。

1.3 经济体制创新的核心命题：智能红利的公平分配

上述分析揭示了一个严峻的前景：如果不进行体制创新，人工智能将导致前所未有的财富集中与社会分化。少数控制智能基础设施的主体将获取超额利润，而广大民众即使保有劳动岗位，其议价能力也将因智能劳动的无限供给弹性而被削弱。

《未来国策》框架下的经济人工智能体制创新，正是要应对这一挑战。体制创新的目标是建立“智能价值共享机制”，核心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确立人工智能资产的公共属性维度。对于由公共数据资源训练而成的基础大模型，应明确其部分收益归属于公共所有。正如数据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石油”，数据资源的公共属性决定了人工智能收益不能完全私有化。可探索设立“智能公积金”制度，对达到一定规模的人工智能企业征收智能资源税，用于全民智能红利分配。

第二，建立人工智能劳动生产率核算体系。将智能劳动纳入国民经济核算，区分人类劳动贡献与智能劳动贡献，为税收政策和分配政策提供数据基础。当前GDP核算中，智能系统创造的增加值被计入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掩盖了智能劳动的独立贡献。未来应探索建立“智能增加值”账户，将智能劳动视为独立的要素投入。

第三，探索“全民智能分红”机制。参考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模式，将智能资源收益的一部分以现金分红或公共服务的形式返还给全体公民 。这既是对数据资源公共所有权的实现，也是对因智能化而失去劳动机会的民众的补偿。初始阶段可从地方试点开始，选择智能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试行智能分红，逐步总结经验并向全国推广。

二、政治体制的智能化转型：从治理工具到治理范式

2.1 人工智能集中集权的技术特征与治理挑战

郑永年教授敏锐地指出，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特征是分散分权，而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是集中集权 。这一判断具有深刻的制度含义。

从空间分布看，人工智能的能力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少数区域、少数企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和中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美国集中在硅谷到德州的狭长地带和东北部走廊，中国集中在大湾区和长三角。从企业层面看，大模型训练需要巨额资本投入，形成自然垄断倾向。DeepSeek的出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唯有百亿美金才能训练大模型”的神话，但并未改变人工智能高度集中的根本特征 。

这一技术特征对政治体制提出了双重挑战：一方面，政府需要借助人工智能提升治理效能，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另一方面，政府必须防止人工智能成为少数主体操控社会、影响政治的工具。算法的“黑箱”特性、数据的偏见问题、自动化决策的责任归属，都是智能治理必须破解的难题 。

2.2 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中国治理模式的探索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治理挑战，中国正在探索一条“发展与安全两条腿走路”的中间道路 。这一模式既不同于美国“发展优先、监管滞后”的路径，也不同于欧盟“监管优先、发展受限”的路径，而是在动态平衡中寻求最优解。

从发展维度看，中国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这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独特优势。从安全维度看，人工智能带来的算法歧视、数据滥用、隐私泄露等问题必须得到有效规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视差距、加倍努力，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完善人工智能监管体制机制，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 。

构建中国特色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把握几个关键原则：

一是“敏捷治理”原则。人工智能技术迭代速度远超传统立法周期，僵化的监管可能扼杀创新，过度放任又可能积累风险。应建立动态监测、快速响应的治理机制，对新兴应用采取“监管沙盒”模式，在可控环境中测试风险、总结经验。

二是“分级分类”原则。不同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风险等级不同，应采取差异化监管策略。高风险领域（如自动驾驶、辅助医疗、金融风控）需严格监管，中低风险领域可适度放松，鼓励创新。

三是“可解释性”原则。算法决策不能是“黑箱”，必须建立可追溯、可解释的责任链条。对于涉及公民重大利益的自动化决策，应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和申诉权。

2.3 人工智能与社会契约的重构

从更深的哲学层面看，人工智能正在倒逼社会契约的重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公意”为基础，强调统治的合法性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罗尔斯的正义论进一步提出，社会制度的设计应使最不利者的处境得到改善。这些经典理论的前提是：社会成员都是具有理性能力的自然人或法人 。

但当人工智能成为具有决策能力的“类人存在”，当算法开始参与公共资源配置、影响选举结果、甚至做出司法判断，传统的契约框架便显露出局限性。人工智能是否应具有某种法律人格？算法决策的正当程序如何保障？这些问题已不是科幻想象，而是正在逼近的现实。

《未来国策》框架下，政治体制的智能化转型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智能技术的应用必须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让人类服务于技术逻辑。正如《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所强调的，要“构建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 。温度二字，正是人工智能时代政治体制创新的灵魂所在——在效率与人文之间寻求平衡，在创新与规范之间把握分寸，在发展与安全之间动态调适。

三、智能化代际共融：跨越数字鸿沟的体制设计

3.1 代际数字鸿沟的现状与风险

智能化进程并非在所有群体中均衡推进。年轻一代作为“数字原住民”，天然具备与智能技术共生的认知优势；而老年群体作为“数字移民”甚至“数字难民”，面临着被智能社会边缘化的风险。

这种代际数字鸿沟表现为多个层面：在接入层面，老年人智能设备拥有率和使用率显著低于年轻群体；在能力层面，老年人对智能应用的掌握程度有限，难以充分享受在线医疗、数字政务、智能养老等服务；在心理层面，技术焦虑和数字排斥导致部分老年人产生“被时代抛弃”的失落感 。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往往以年轻用户为原型，缺乏对老年群体需求的理解和关照。算法训练数据的偏差可能导致对老年人的系统性歧视，自动化服务的普及可能挤占传统人工服务渠道，使不擅智能设备的老年人陷入“服务真空”。

如果放任这一趋势发展，智能化不仅不会自动惠及全体人民，反而可能制造新的社会分裂。这正是《未来国策》将“智能化代际共融”作为核心理念的原因所在——智能化进程必须是有温度的、包容性的，不能让任何一代人掉队。

3.2 老年人口多维红利：被忽视的智能财富

从积极视角看，老年群体不是智能社会的负担，而是有待激活的智能财富。大连民族大学国际商学院李旻教授团队提出的“人工智能赋能老年人口多维红利”研究框架，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工具 。

老年人口的多维红利包括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家庭价值三个层面。经济价值方面，老年人口不仅是消费者，还可能是生产者——他们的经验、知识、技能在智能化条件下可以被重新激活和转化。社会价值方面，老年人在志愿服务、社区治理、文化传承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价值方面，老年人承担的孙辈照料、家务劳动等隐形贡献，具有巨大的经济替代价值。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激活这些红利的催化剂。通过智能技术，老年人的隐性知识可以被显性化、结构化，形成可传承的“经验数据库”；老年人的闲置时间和技能可以通过平台匹配社会需求，实现“老有所为”；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可以通过智能监测和辅助技术得到提升，延长自理周期，减轻家庭和社会照护负担 。

3.3 代际共融的体制创新路径

实现智能化代际共融，需要从技术、教育、服务、治理四个维度进行体制创新。

技术维度：推进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适老化”改造。 智能应用的设计应遵循“包容性设计”原则，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生理特点和认知习惯。界面简洁、操作便捷、语音交互、一键求助等功能应成为标配，而非可有可无的附加项。国家标准层面，应加快制定智能技术适老化标准体系，将适老化纳入产品质量评价体系 。

教育维度：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智能素养培育体系。 全民人工智能素养的提升是跨越数字鸿沟的根本之策。基础教育阶段应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培养青少年对智能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面向老年群体，应依托社区教育、老年大学等阵地，开展“银龄智能培训”行动，帮助老年人掌握智能设备基本操作，消除技术恐惧。特别值得探索的是“跨代际数智技能互助”模式——鼓励青少年志愿者走进社区，以“小手牵大手”的方式帮助祖辈提升智能技能。这既是技能传递，也是情感连接，更是代际融合的有效途径 。

服务维度：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智能服务体系。 智能服务的普及不应以牺牲传统服务渠道为代价。对于不擅智能设备的老年人，应保留一定比例的人工服务窗口，设置“绿色通道”，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可获得。同时，可以探索智能设备社区共享模式，在社区设立智能服务体验点，配备专人指导，让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中学习使用智能技术。

治理维度：将代际共融纳入智能社会治理评估体系。 在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的过程中，应将代际公平作为重要评估指标。各类智能应用对老年群体的可及性、友好度应纳入政策评估范围。对于可能加剧代际鸿沟的技术应用，应及时预警、动态调整。

3.4 人工智能作为代际权利的探索

一个更具前瞻性的命题是：人工智能接入应否成为代际权利？Jon Crowcroft等学者提出，应将人工智能接入视为“代际公民权利”，既保障当代人的平等接入机会，又维护后代人在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选择自由 。

这一主张的合理性在于：人工智能正在成为社会经济参与的基础设施，如同电力、网络、交通一样。没有人工智能接入能力，个人将在就业、教育、医疗、消费等领域处于系统性劣势。保障全体公民平等的人工智能接入权利，是数字时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同时，代际权利的视角提醒我们：今天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正在消耗大量的能源和算力资源，可能损害后代人的发展空间。因此，人工智能权利不能是无节制的消费权利，而应是可持续的、负责任的接入权利。这需要在技术路线选择、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分配机制中纳入代际正义的考量 。

《未来国策》框架下，探索人工智能作为代际权利的制度化路径，可从最低保障起步：首先明确公民享有平等接入基础智能公共服务的权利，逐步扩大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条件成熟时，可推动人工智能权利入宪入法，使其成为与受教育权、劳动权并列的基本权利。

四、经济人工智能体制创新的核心支柱

4.1 数据统一大市场：智能时代的制度基础设施

郑永年教授指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最大优势是数据和应用场景，但最大问题是数据孤岛——大量数据分散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难以整合形成高质量的训练资源 。构建国内数据统一大市场，是释放人工智能潜力的制度前提。

数据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需要破解三重障碍：一是部门壁垒，打破“数据部门所有制”，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二是地区壁垒，消除地方保护和数据割据，促进数据要素跨区域流动；三是政企壁垒，在保护隐私和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公共数据适度开放，赋能企业创新。

具体路径上，可采取“区域突破、逐步整合”的策略。先在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成渝等区域建立数据流通示范区，探索数据确权、定价、交易规则，成熟后再向全国推广 。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数据治理规则制定，推动数据“出得去、进得来”，在开放中提升数据治理能力。

4.2 “抓小放大”的产业政策转型

人工智能时代需要产业政策的范式转型。郑永年提出，应从传统的“抓大放小”转向“抓小放大”——对于已经成规模的大企业，放手让其参与市场竞争，减少特殊补贴和政策倾斜；对于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则要加大扶持力度，特别是在融资环节给予支持 。

这一转型的逻辑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创新往往源于中小企业的颠覆性突破。杭州DeepSeek等企业的成功表明，好的创意加上适当的资本支持，可以在大企业垄断的格局中撕开缺口。如果只盯着大企业、大项目，可能错失下一轮技术浪潮。

“抓小放大”政策需要金融体系的配套改革。当前风险投资存在“短平快”倾向，追求短期退出，难以支撑人工智能等硬科技的长周期研发。应大力发展“耐心资本”，探索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两条腿走路”的融资模式，鼓励地方政府设立产投基金但避免行政干预，让专业机构按市场规律决策 。

4.3 人工智能素养的国家战略

全民人工智能素养是智能时代的“软基础设施”。当前民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呈现“多态分化”——既有过度焦虑的“技术恐慌”，也有盲目乐观的“技术迷信”，更有知之甚少的“技术盲区” 。这种认知分化若持续扩大，将影响“人工智能+”行动的社会基础。

构建全民人工智能素养培育体系，需要国家、企业、社会三方协同发力 。

国家层面，应将人工智能素养纳入国民综合素质核心指标，制定中长期培育规划。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小学到大学形成阶梯式课程安排。同时，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增强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网络覆盖和智能终端普及。

企业层面，应发挥技术创新和实践场景优势，为公众提供“可触摸”的人工智能体验。通过开源平台、技术体验中心、社区实践站等方式，降低公众接触人工智能的门槛，让技术原理变得可理解、可操作。

社会层面，应构建多元协同的培育生态。发挥科学家、工程师、媒体人的科普作用，将专业话语转化为大众语言；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智能技能培训，特别是面向老年、残障等特殊群体提供定制化服务；建立智能社会认知监测体系，定期评估不同群体的数智能力发展状况。

五、结论：迈向有温度的智能社会

智能化时代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我们走来。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生产方式、重构社会关系、重置权力格局。面对这一历史性变革，我们不能被动适应，而应主动塑造。《未来国策》框架下的经济人工智能体制创新与智能化代际共融，正是主动塑造未来的制度探索。

本文的核心主张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智能化必须全面渗透。政治经济体制、劳动生产方式、社会生活形态，都必须完成智能化转型。这是时代大势，不可逆转，不容掉队。我们有“没有资格掉队”的历史自觉，更应有“弯道超车”的战略勇气 。

第二，智能化必须是有温度的。技术发展不能以牺牲人的尊严为代价，效率提升不能以扩大不平等为代价。构建“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是《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确立的价值导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温度体现在对老年人的包容、对弱势群体的关照、对人文精神的坚守。

第三，智能化必须是代际共融的。代际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今天的智能技术选择、制度设计、资源配置，既要惠及当代人，也要为后代人留出空间。让老年人分享智能红利而非被智能抛弃，让年轻人获得人机协作的新能力而非被机器替代，让未成年人从小建立与人工智能共生的认知框架——这是智能化代际共融的愿景，也是《未来国策》的初心。

人工智能社会的到来不可逆转，但走向何种形态的智能社会，却取决于我们今天的制度选择。是走向“技术封建主义”的少数人垄断，还是走向“人机共生”的普遍受益？是制造新的代际割裂，还是实现代际共融？答案不在技术本身，而在制度设计之中。

《未来国策》的命题正在于此：以体制创新驾驭技术变革，以代际共融促进社会团结，以有温度的智能化服务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条属于中国的智能社会建设道路，也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