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智能化时代的体制呼唤

我们正站在一场深刻历史变革的门槛上。以生成式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具身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集群，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重塑着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国家治理的底层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运动，实际上只是商品形式变换的运动。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货币形态必须与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相适应。当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迈入智能文明，当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当人工智能成为生产力的放大器，传统的货币形态与政治运行体制必然面临根本性的重构。

2026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数字人民币管理服务体系和相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行动方案》正式实施，新一代数字人民币计量框架、管理体系、运行机制和生态体系同步启动。这标志着数字人民币从“数字现金1.0版”迈入“数字存款货币2.0版”，完成了从央行负债向商业银行负债的根本性转变。这一变革绝非简单的技术参数调整，而是一次深刻的金融生产关系重构，是货币形态对智能化生产力呼唤的历史性回应。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嵌入政治运行的全过程。从辅助决策到政策仿真，从民意感知到风险预警，智能化政治体制的雏形正在形成。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成立国家数字主权实验室，聚焦研究算法权力与跨境数据流动对传统国家主权理论的挑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推动计算政治学的学科建设，探索“计算的政治”与“政治的计算”双重路径的融合。这些学术探索预示着，一个与智能化生产力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正在孕育之中。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智能化时代的到来，要求人们的生活必须全面智能化，政治经济劳动生产必须全面智能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电子货币的形态将从“债务凭证”演进为“价值分配凭证”，其价值锚定将从“国家信用”拓展至“国家算力”；政治体制将从“科层治理”演进为“智能协同”，其运行逻辑将从“事后应对”转向“前瞻预防”。这是《未来国策》的核心构想，也是本文试图阐释的主题。

上篇：电子货币重构——从数字人民币2.0到国家算力本位

一、货币形态演化的历史逻辑与智能时代的要求

货币形态的演化史，就是一部生产力发展史的缩影。在农业时代，货币以金银等贵金属形态存在，其价值源于物质本身的稀缺性；在工业时代，信用货币取代金属货币，其价值源于国家信用的背书；而在智能时代，当人工智能成为核心生产力，当算力成为像土地和资本一样的基础生产资料，货币形态必然迎来又一次根本性跃迁。

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为我们理解这一跃迁提供了深刻的分析框架。马克思系统阐述了货币的五项基本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在智能经济条件下，这些职能都需要在数字化维度上实现延伸与质变。数字人民币2.0版的推出，正是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在21世纪数字化浪潮中的创造性实践。

从技术特征来看，智能经济对货币形态提出了三重核心要求：其一，可编程性，使货币能够适应机器对机器、智能体对智能体的自主交易需求；其二，实时性，使资金流能够与数据流、物流实现同步交互；其三，可追溯性，使监管能够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实现穿透式风险防控。数字人民币2.0版的“账户体系+币串+智能合约”三位一体方案，正是对这三大要求的系统性回应。

二、数字人民币2.0的核心变革：从现金型到存款货币型

数字人民币2.0版最根本的变革，在于实现了从“现金型”向“存款货币型”的历史性跃升。在试点阶段，数字人民币被严格定位为流通中货币（M0）的替代，即数字化的现金，不计付利息。而2.0版则明确了客户在商业银行开立的数字人民币钱包中的余额，具有商业银行负债的属性，以账户为基础且计付利息。这一变革使数字人民币从央行负债转变为商业银行负债，在货币层次中从M0转变为狭义货币（M1）或广义货币（M2）。

这一变革带来了三大深远影响。第一，解决了商业银行的运营动力问题。计息功能使得商业银行可以将吸收的数字人民币存款用于资产负债表管理，通过存贷业务创造利润，从根本上激发了其推广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的内生动力。第二，增强了用户的持有意愿。对用户而言，数字人民币钱包不再只是一个“过路”的支付工具，而是一个可以像银行活期存款一样获取利息的储蓄工具。暂按活期存款利率计息的政策安排，使数字人民币不仅是交易媒介，更是能产生收益的价值储藏工具。第三，实现了与现代银行体系的全面融合。数字人民币被纳入存款准备金制度框架和存款保险保障范畴，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这标志着数字人民币正式从一个游离于银行信贷体系之外的“数字现金”，转变为完全融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系的“数字存款货币”。

从更深层的理论视角来看，这一变革重构了货币发行的生产关系。数字人民币从央行负债变为商业银行负债，使商业银行更有动力围绕数字人民币提供更多金融服务，从而加速资本循环与周转。这种变革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缩短流通时间以提高社会再生产效率的论述。中国成为全球首个为央行数字货币计息的经济体，这一制度创新将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全球央行数字货币探索中的领先地位。

三、技术架构的创新：账户体系+币串+智能合约

数字人民币2.0版在全球范围首创“账户体系+币串+智能合约”三位一体的数字化方案。这一方案的技术灵魂在于将传统中心化管理的优势与分布式技术的创新有机融合。

坚实的账户体系确保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和“可控匿名”的制度基础。用户需要通过商业银行开立不同等级的数字人民币钱包，这些钱包与银行账户体系松耦合，但在必要时可以实现穿透式监管。这种设计既保护了普通用户的日常隐私，又为打击违法犯罪保留了必要的追溯能力。

“币串”是数字人民币实现价值承载与信息传递相统一的核心技术构造。每一笔数字人民币都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经过加密算法保护的、独特的“加密数字串”，不仅记录了金额、所有者等基础信息，更关键的是可以携带可编程的元数据，包含特定的支付条件、用途限制、时间戳、交易轨迹等信息。这意味着货币本身具备了信息载体的功能，使资金流与信息流实现合二为一。

智能合约是预先编写在数字人民币系统中的一段代码，它定义了交易各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能在满足特定条件时自动执行。通过智能合约技术，政府部门可对数字人民币的使用时间、适用范围进行设定，实现财政资金的精准滴灌和高效使用。2026年春节期间，多地政府开展了多样的数字人民币促消费红包发放活动，通过加载智能合约功能，确保消费激励精准直达。在预付费行业，智能合约技术可推动预付资金监管从“有效管控”向“精准高效”升级——消费者资金全程锁定在智能合约账户，当服务实际发生时，合约自动按约定金额划转至机构账户，从根源上避免资金被挪用。

在混合技术架构上，数字人民币坚持“全局一本账”的双层运营架构，在全球率先试验成功“中央银行—商业机构”双层运营体系。这种集中管理与分布式技术优势互补的创新模式，既确保了金融系统的宏观稳定，又赋予底层架构足够的弹性和创新空间。2025年9月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在上海正式运营，推出了跨境数字支付平台、区块链服务平台及数字资产平台三大业务平台。

四、国家算力本位：面向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货币锚定创新

数字人民币2.0版是在现有信用货币框架内的重大创新，而面向更远的未来，我们需要思考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货币的价值锚定应该是什么？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李海辉提出的“国家算力本位”货币治理体系，为此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构想。这一构想的核心在于将货币的创造逻辑从“债务—信用”彻底转向“价值—分配”。在现代法币体系下，货币的诞生绝大多数来自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本质上是基于未来收益承诺的债务凭证。这一“债务—信用”循环驱动了经济增长，但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经济扩张依赖于债务的无限扩张，一旦对未来增长的预期破裂，债务链条便会断裂。更重要的是，该体系默认“就业”是分配财富的主要渠道，当通用人工智能大规模替代人类岗位时，这一分配渠道将急剧收窄，导致社会总需求崩溃与生产过剩的悖论性并存。

国家算力本位（Sovereign-computing Basic Income, SBI）体系的构想，正是为了解决这一根本性矛盾。其核心逻辑是：在智能时代，全域人工智能算力（Gross AI Compute Power, GAICP）将成为最核心、最基础的生产资料。它如同智能经济的“沃土”，一切数字商品、智能服务乃至物理世界的自动化生产都根植于此。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算力不仅是技术基础设施，更是价值创造的底层引擎。中国算力经济的规模预计2025年突破4.5万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超过25%，这为国家算力本位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在SBI体系下，货币发行的价值担保不再主要依靠债务，而是国家拥有的全域人工智能算力总值及其未来产出预期。这类似于金本位制下货币与黄金挂钩，但其价值基石从有限的贵金属跃迁到了可增长、可进化、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数字资源。数字央行以GAICP为锚，通过精确度量全国算力规模、利用率、能效系数等指标，科学计算年度SBI发行总额，并通过智能合约自动分配至每一位公民的“个人主权账户”。月度人均SBI的计算公式可表述为：全国基准算力规模乘以利用率系数乘以能效系数乘以社会共识因子，再除以人口总数。这个过程无人为干预，确保绝对公平透明。

SBI通证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它不再是商业银行的负债，也不是政府的欠条，而是全体公民作为国家这一“超级智能体”的最终所有者所享有的集体资本回报。这意味着，货币从诞生之初就剥离了债务的枷锁，成为一种纯粹的购买力凭证，代表着对当下和未来社会总产出的索取权。这是一种“从源头上”的公平，确保了智能时代经济增长的红利能够惠及每一个人，而非仅集中在资本或技术所有者手中。

五、电子货币重构的实践路径与战略价值

电子货币的重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历从数字人民币2.0的普及应用到国家算力本位的逐步探索这样一个渐进过程。在现阶段，数字人民币2.0的规模化普及正在全面提速。截至2025年11月末，数字人民币累计处理交易34.8亿笔，累计交易金额16.7万亿元，通过数字人民币App开立个人钱包2.3亿个，数字人民币单位钱包已开立1884万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累计处理跨境支付业务4047笔，累计交易金额折合人民币3872亿元，其中数字人民币在各币种交易额占比约95.3%。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数字人民币在全球各国央行数字货币试验中处于领跑态势。

在赋能实体经济方面，数字人民币2.0正在多个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在“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智能合约技术使供应链金融实现革命性升级——当AI视觉检测系统确认货物验收合格后，智能合约可自动触发数字人民币支付，将“应收账款”变成近乎实时的“现金流”。在“人工智能+消费”领域，数字人民币硬钱包支持“双离线支付”，为没有境内手机号和银行账户的短期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支付新选择。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可控匿名”设计实现了“小额匿名、大额可追溯”，央行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海量脱敏交易数据进行宏观分析，使金融监管从“事后监管”转向“实时监管”和“前瞻预测性监管”。

从更长远的战略视角来看，电子货币的重构具有三重战略价值。其一，它是适应智能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当生产方式从人类劳动为主转向人机协同时代，分配方式也必须相应变革，国家算力本位为此提供了可行路径。其二，它是提升货币主权的必然选择。在个别国家强推单极化稳定币的背景下，中国需要以自主可控的数字货币体系维护货币主权与金融安全。其三，它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抓手。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的交易与清算效率红利，为全球南方国家构建平等互惠的数字丝绸之路提供基础设施。

下篇：智能化政治体制重构——从科层治理到智能协同

一、智能时代政治体制变革的理论逻辑

政治体制作为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当人工智能引发生产力革命，当电子货币重构经济运行逻辑，政治体制必然迎来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不是简单的技术应用，而是国家形态的重塑、国家运行的变革和国家范畴的拓宽。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孟天广教授提出，数智技术在通过赋能国家和赋权社会的双重机制深刻影响国家治理进程。一方面，数智技术赋能国家，推动国家结构变革、治理技术更新，如数字治理体系、数字科层制的兴起；另一方面，数智技术赋权社会，带来公众参与的爆炸式增长以及数字连接的社会团结方式的重构。这种双重机制推动着数字国家的兴起——国家组织形态正在从科层化、部门化变迁为扁平化、协同化，国家运行场域快速向数字空间拓展，国家社会边界进一步模糊化，呈现交互性和协同化特征。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教授指出，数字时代正在重塑国家主权的内涵与边界，算法权力与跨境数据流动等新要素正在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为此，北京大学成立国家数字主权实验室，集中研究数字主权对国家政治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以及国家在数智时代的新安全战略。这些学术探索表明，智能化政治体制的重构已经成为时代命题。

二、人工智能体制的核心架构

人工智能体制，是指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以智能协同为特征的新型政治运行体制。其核心架构可以概括为“一体两翼”：以国家计算系统为主体，以社会计算系统为两翼，形成双向赋能、协同治理的新格局。

国家计算系统源于数智技术赋能国家，集中反映为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新治理要素进入政府体系。国家计算重在政治或行政事务，针对政治决策、政策执行、监督问责、考核激励、政治安全等进行常态化和泛在性计算。国家计算系统的设计逻辑是简约化和标准化，通过标准化程序和技术工具对多来源、多模态的国家运行数据进行简化处理和理解，计算主体主要由采取中心化、科层制组织结构的行政体系来实施和运行。现代以来兴起的国家统计体系、登记认证体系、财税审计体系，以及数智时代产生的数据治理体系、计算传播体系、国家算力基础设施，均为国家计算系统的典型案例。

社会计算系统源于数智技术赋权社会，围绕社会系统运行过程、国家社会互动过程进行计算式治理，如在社会复杂性感知、社情民意分析、社会心态计算、公共舆论治理等领域的应用。社会计算的设计逻辑尤为强调理解或应对复杂性，更依赖于多元主体的广泛介入和深度协同，如社会公众、专业机构、社会团体、媒体和社群网络等均为社会计算的主体。数智时代的社会计算在虚拟空间中构建起基于社会网络、社会关联的感知、认知乃至模拟社会运行的计算系统，为应对智能社会的复杂性提供了社会性基础设施。

国家计算与社会计算的双向赋能，构成了人工智能体制的核心动力机制。国家计算为社会计算提供制度保障和数据基础，社会计算为国家计算提供民意感知和复杂性应对能力。二者的协同演化，推动着政治体制从传统的科层治理走向智能协同。

三、决策模式的变革：从经验驱动到数据智能驱动

人工智能体制最显著的特征，是决策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传统的政治决策主要依赖决策者的经验判断和有限的信息输入，而在智能时代，决策正在转向数据智能驱动。

这种变革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信息获取的全面性。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决策者可以实时获取经济社会运行的细颗粒度数据，形成对治理对象的全景式认知。第二，决策模拟的前瞻性。基于多智能体系统的政策仿真，可以在政策正式实施前模拟其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为决策优化提供科学依据。2025年5月北京大学举办的AI for Politics工作坊上，有多项研究展示了这一前沿方向：有学者运用大型语言模型驱动的多智能体系统模拟大国战略演变过程，探讨跨域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有学者构建多智能体动态博弈模型，揭示情感化策略、媒体回音壁与身份政治对党派极化的驱动机制。这些研究预示着，政策模拟将成为智能时代决策的标配工具。第三，决策执行的精准性。通过智能合约等技术手段，政策执行可以实现自动化和精准化，最大限度地减少执行偏差和执行损耗。

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看，这种变革意味着“计算的政治”与“政治的计算”的深度融合。“计算的政治”重在对政治实践中的计算现象进行政治学分析，帮助我们认识国家计算或社会计算的政治规律；“政治的计算”则重在从方法论意义上对政治现象进行计算化研究。二者的融合，为政治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空间。

四、组织形态的重塑：从科层制到扁平化协同化

人工智能体制的第二个核心特征，是组织形态的深刻重塑。传统科层制以纵向分层、横向分工为基本特征，这种组织形态适应了工业时代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需求。但在智能时代，信息流动的速度、复杂性和规模都发生了质的变化，科层制的信息传递效率和组织响应速度越来越难以适应治理需求。

数字国家的来临正全方位地重塑国家组织形态。第一，从科层化到扁平化。传统依赖正式制度和组织边界来界定的政府架构正在日益模糊化，跨层级、跨部门、跨系统的业务协同和统筹联动正在快速扩张。基于数字技术的业务流程重塑和组织结构变革，使信息传递的层级大幅减少，组织响应速度显著提升。第二，从部门化到协同化。数据壁垒的打破使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成为可能，整体性政府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共同方向。适应于数智时代的新组织机构、新制度规则、新协同机制已经在近年来的政府改革中成为现实。第三，从物理空间到三元空间融合。国家运行场域快速向数字空间拓展，并日益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深度融合。国家权力通过进入数字空间建立新机构、新规则和新能力，加快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在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同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五、治理工具的升级：智能合约与穿透式监管

人工智能体制的第三个核心特征，是治理工具的智能化升级。电子货币的智能合约技术不仅应用于经济领域，也可以广泛应用于政治治理领域。

在财政资金管理方面，通过智能合约技术，政府部门可以对财政资金的使用时间、适用范围进行设定，实现财政资金的精准滴灌和高效使用。这从根本上解决了财政资金被截留、挪用的顽疾。2026年2月，成都落地了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农民工工资发放业务，确保了工资资金专款专用，不被截留挪用。这一创新应用展示了智能合约在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方面的重要价值。

在穿透式监管方面，数字人民币的“可控匿名”设计为实现精准监管提供了强大工具。“可控匿名”的精髓在于“小额匿名、大额可追溯”——对于普通用户的日常小额消费，交易信息是匿名的，充分保护个人隐私；但对于大额或可疑交易，经过严格的法律授权程序，监管机构可以依法追溯资金流向，以有效打击洗钱、逃税、恐怖融资等违法犯罪活动。央行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海量脱敏交易数据进行宏观分析，使金融监管从“事后监管”转向“实时监管”和“前瞻预测性监管”。

在公共政策评估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现对政策效果的实时监测和动态评估。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持续采集和分析，政策制定者可以及时了解政策的实施效果，发现偏差并迅速调整，形成“制定—执行—监测—反馈—优化”的政策闭环。

六、政治参与的重构：从代议民主到数字协商

人工智能体制还深刻改变着政治参与的形态。数智技术赋权社会，带来了公众参与的爆炸式增长以及基于虚拟网络的组织协同方式的重构。

数字协商正在成为代议民主的重要补充。通过数字平台，公众可以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参与讨论、提出建议。社会计算系统能够实时感知社情民意，分析社会心态，为决策者提供民意基础。这种参与模式突破了传统代议民主的时空限制，使公众参与更加便捷、更加频繁、更加深入。

当然，数字协商也带来新的挑战。算法偏见、信息茧房、数字鸿沟等问题，可能扭曲民意表达，加剧社会分裂。如何在技术赋能与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是智能化政治体制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体制融合：电子货币与智能化政治的协同演进

电子货币的重构与智能化政治体制的重塑，不是两个孤立的过程，而是相互嵌入、协同演进的有机整体。这种协同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数据共享与治理协同。电子货币系统产生的海量交易数据，经过脱敏处理后可以成为政治决策的重要依据。央行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提前预警产业过热或衰退的风险，识别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这种基于实时数据的经济监测预警，为宏观调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精准工具。

其二，智能合约与政策执行。智能合约技术不仅可以用于经济交易，也可以用于政策执行。当政策条件满足时，智能合约可以自动触发资金拨付、补贴发放、税费缴纳等操作，使政策执行从“人找政策”转向“政策找人”，从“层层转发”转向“一键直达”。

其三，算力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国家算力网络既是电子货币运行的技术基础，也是智能化政治运行的基础设施。通过统一规划、统筹建设，可以避免重复投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的协同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风险挑战与应对策略

在推进电子货币与智能化政治体制重构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并妥善应对伴随而来的新风险与新挑战。

一、算法安全与货币安全的交织风险

在数字人民币体系中，特别是随着智能合约的广泛应用，货币系统的安全性与算法代码的安全性前所未有地紧密捆绑在一起。代码的漏洞可能被利用来窃取资金、篡改交易、破坏系统稳定。必须建立一套极其严格的智能合约审计、测试和认证体系，并对与支付决策相关联的人工智能模型的鲁棒性和安全性提出更高要求。《行动方案》紧盯量子密码、算力等新技术趋势，以自主可控的基础设施保障金融安全。

二、数据主权与隐私保护的平衡

数字人民币的运行必然伴随着海量交易数据的产生。必须在法律层面明确界定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和销毁边界，确保对交易数据的分析和利用严格遵循“最小化、必要性”原则。在“可控匿名”的设计中，如何界定“大额”与“小额”的阈值，何种情况可以启动追溯程序，以及由谁来授权和执行追溯，都需要建立清晰、透明且受严格法律约束的操作流程。

三、技术垄断与权力失衡的风险

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能加剧生产资料的数据化垄断。有学者指出，通用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与应用，明显加剧了生产资料的数据化垄断、分配关系结构性失衡以及消费关系的异化，演化为以技术和数据为驱动的“技术资本主义”新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防止技术权力异化为少数人的特权，确保智能化发展的成果由全民共享。

四、传统基础设施的稳妥升级

自2026年1月1日启动的新一代数字人民币框架，是一个全新的金融基础设施，需要与现有的传统银行核心系统、支付清算系统、证券登记结算系统等进行平滑、高效的对接。推动现有金融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改造，制定统一的、前瞻性的技术标准和业务规范，并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提供清晰的过渡路线图和充分的测试期，是确保此次系统性升级成功的关键。

结语：走向人机协同的智能文明

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不是简单的新技术叠加，而是人类文明形态的深刻变革。电子货币从债务凭证到价值分配凭证的跃升，政治体制从科层治理到智能协同的重构，都是这场大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望历史，每一次生产力的革命都会带来生产关系的调整和上层建筑的重构。农业革命催生了古代国家形态，工业革命塑造了现代民族国家，而智能革命正在孕育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有条件、有能力走在前列。数字人民币2.0版的平稳运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实践，都为智能化时代的制度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

展望未来，电子货币与智能化政治体制的协同演进，将推动形成人机协同的智能文明。在这种文明形态中，人工智能不是替代人类，而是增强人类；不是少数人的工具，而是全民共享的基础设施；不是资本增值的手段，而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技术进步的根本方向应该是服务于人类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在智能化时代，这一理想正在获得新的实现可能。

《未来国策》的核心构想正在于此：以电子货币重构实现经济基础的智能化升级，以人工智能体制重构实现上层建筑的智能化转型，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智能维度上达成新的平衡，让智能化的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位社会成员。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也是一项值得为之奋斗的历史事业。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国一定能够在智能化时代走出一条既符合国情又引领潮流的创新发展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