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智能化时代的体制应答

当阿尔巴尼亚政府任命全球首位人工智能虚拟部长“迪埃拉”负责公共采购事务，当尼泊尔青年借助ChatGPT推选出国家临时总理，这些看似带有行为艺术色彩的政治事件，实则揭示了人类政治文明正在经历的深刻震颤。2026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标志着人工智能发展正式进入“形态塑造”新阶段——从技术应用升维为经济范式的系统性重构。在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产力革命中，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能否实现同步智能化跃迁，不仅关乎国家竞争力，更决定着智能化时代“人究竟是目的还是工具”这一根本命题的答案。

作为长期从事政策改进的研究者，本文试图勾勒未来国策的核心框架：智能劳动生产体制与智能化人机共生。这不是技术乌托邦的浪漫想象，而是基于当前技术趋势与制度演进的理性推演。其中心思想明确而坚定：智能化时代到来，人们生活必须智能化，政治经济劳动生产必须智能化。唯有如此，人类才能从“工具化”的执行者回归为能创造意义的“人”本身，让技术始终成就人而非替代人。

第一章 智能劳动生产体制：从工具替代到价值共创

一、数智劳动的本质界定：走出“非物质性”迷思

要构建智能劳动生产体制，首先必须廓清“何为劳动”这一基础性问题。当前学界对数字劳动的讨论存在泛化倾向，甚至将社交媒体点赞、消费性点击等“玩劳动”也纳入劳动范畴，这严重模糊了价值创造的源泉。回归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物质规定性，是科学认识数智劳动的起点。

数智劳动之所以是“劳动”，必须满足四重内涵：其一，对象化的物质能量消耗——程序员编程时的神经系统葡萄糖代谢、数据中心运行时的电力消耗，都是劳动物质性的明证；其二，生产性与工具性——劳动成果必须凝结为独立于主体的客观存在并参与社会价值循环，区别于仅满足个体内部需求的非劳动活动；其三，有意识的计划性——区块链开发者编写智能合约前需设计去中心化逻辑，区别于网络爬虫无明确目标的随机抓取；其四，对自然必然性的服从——芯片散热遵循热力学定律，数据库事务遵循原子性、一致性、隔离性、持久性（ACID）原则，数智劳动必须服从自然规律与技术理性的双重约束。

基于此，可将数智劳动界定为：以数据为劳动对象、以智能算法为劳动工具、以算力基础设施为物质依托，通过人机协同实现价值创造的智能化劳动形态。它是数字劳动的高阶形态，其本质特征在于“智能增强”——智能机器不再是单纯的被动工具，而是具备交互主体性的“工作伙伴”。

二、智能劳动生产体制的三层架构

智能劳动生产体制，是指适应人工智能成为核心生产要素的制度安排体系，涵盖微观劳动过程、中观产业组织与宏观分配调节三个层面。

微观层面：人机团队成为基本生产单元。 在大模型生产时代，数字员工开始以共同解决问题的“工作伙伴”面貌出现。智能助手辅助处理文档、生成代码、提炼信息，实现“智能增强”；数字员工承担撰文、制表、风险监控等重复性任务，让劳动者专注于创意求解与决策优化；通用智能体则能“按意图行事”，在复杂环境中自主完成多步骤任务。此时，劳动分工的主体已从单一主体的人拓展至人机双元主体，形成“人机团队”这一新型生产单元。在工业5.0倡导的“以人为中心”理念下，人机协作正从“人适应机器”迈向“机器适应人”，以自然语言为枢纽实现技能迁移与共融发展。

中观层面：产业组织的智能化重构。 智能劳动生产体制要求产业组织从线性价值链转向网状价值生态。“链主引领+行业模型”的协同创新机制成为标配——头部企业联合AI公司开发垂直领域大模型，通过“模型即服务”降低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成本。制造业企业从“重硬轻软”转向“产品+智能服务”，拓展远程运维、预测性维护等增值服务。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制造系统获得自主感知与智能决策能力，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系统性提升。

宏观层面：智能劳动的权益保障与价值分配。 这是智能劳动生产体制的核心难题。当智能机器成为生产力主体，劳动应得原则如何嵌入算法？当知识工人与数字员工协同劳动，剩余价值如何在人与资本、人与技术之间分配？必须前瞻性建构智能时代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防范“智能算法”对劳动者和消费者的隐匿剥削。具体而言，应在算法中嵌入公平正义观念，确保人机协作中的人类劳动者获得合理报酬；建立人机协同劳动标准，界定智能体参与生产时的权益分配规则；探索适应智能经济的新型税收制度，对自动化红利进行社会再分配。

三、从“技术性失业”到“价值转移”：劳动力的进化之路

智能劳动生产体制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大规模技术性失业的风险。当智能机器在常规性岗位上展现出碾压式竞争优势，普通劳动者如何在人机竞赛中求生？

关键在于实现劳动力的“价值转移”——不是让劳动者与AI比拼算力，而是引导人们从重复性劳动转向创造性、情感性、决策性工作。这意味着构建“适应性就业支持体系”，帮助劳动者完成从被影响岗位到新兴岗位的技能跃迁。智能机器擅长执行重复任务、分析庞大数据集、处理常规案例，而人类在处理模糊信息、判断棘手情况、应对客户不满等人性化软技能方面占据优势。未来的劳动教育必须弘扬终身学习理念，让劳动者通过持续学习跟进智能机器的升级迭代，真正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乃至主人翁。

更深层看，智能劳动生产体制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人“失业”，而是让人“解放”。马克思曾预言，当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时间缩短到一定程度，人类将进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批判”的自由王国。智能劳动正在为这一理想创造物质前提——自主学习、深度思考的智能化劳动，正在消解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传统界限，为人类解放提供重大契机。

第二章 智能化人机共生：从技术嵌入到生命政治

一、人机关系的演化逻辑：从工具、伙伴到共生

人机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从“工具”到“伙伴”再到“共生”的演进历程。

在机器工业时代，人是机器的操作者，机器是人体的延伸，但“死劳动支配活劳动”的异化关系始终存在。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智能机器的拟人化和能动性不断增强，人机适应开启了资本主义人机关系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大模型技术突破后，智能机器获得日益多样化的劳动能力，以更加类似人的方式“学习”“思考”“决策”和“行事”，开始显露出“以生产力本身的形式出现”的生产特质。

当前，人机关系正迈向第三阶段：共生演化。所谓共生演化，是指人与智能机器不再是单向增强或替代关系，而是一种跨层自适应与持续共演的过程。在这一阶段，人机协作系统呈现出三大演化基座：节奏耦合——微观认知过程与宏观组织响应的跨层校准，实现稳态协作；熵控演化——通过信息熵与结构熵的双轨调控，在创新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持续演化型组织——具备自适应、自演化能力的人机组织，区别于传统学习型组织的关键在于动态共演与残差修正闭环。

人机共生的哲学锚点在于：AI是人的能力的延伸，人是AI能力的放大器。这不是技术决定论的乐观想象，而是对智能化时代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当智能机器日益强大，人类必须在新的技术生态中重新定义自身的主体性。

二、政治体制的智能化：从AI辅助到AI嵌入

智能化人机共生在政治领域的体现，是政治体制的智能化转型。这绝非简单的技术工具应用，而是对权力运行、决策机制、治理逻辑的深层重塑。

当前国际上已经出现AI担任政府部长、AI辅助总理选举等标志性事件，但其中暴露的问题值得警惕。阿尔巴尼亚的AI部长“迪埃拉”只负责政府采购流程的四个关键环节，且每个环节都需经人类专家复核，实际权力相当有限；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迪埃拉”系统的设计逻辑、训练数据、判断标准全由人来设定，权力只是从分散可见的官僚体系转移到了集中隐蔽的技术团队手中，腐败的根源并未消失。尼泊尔借助ChatGPT推选临时总理的事件同样值得反思：能够娴熟使用社交媒体并参与网络讨论的主要是城市精英，所谓“数字民主”实则演变为“数字精英民主”，农村地区和老年人的声音被边缘化。

这些教训表明，政治体制的智能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核心理念。AI应该被定位为辅助人类决策的工具，而非替代人类进行决策的主体。在政治传播、政策制定、社会治理等环节，AI可以发挥其强大的数据处理和模式识别能力，为决策者提供更全面精准的信息支持；但最终的价值判断、政策选择和权力行使，必须由具备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的人来完成。

具体而言，智能化政治体制的构建需要把握以下原则：

主权AI原则。 核心政府职能依赖外国技术产品，意味着国家主权独立的边界变得模糊。必须发展自主可控的AI技术与基础设施，确保算法逻辑、训练数据、价值标准掌握在自己手中，形成以政治、技术、文化自主性为核心的主权AI框架。

算法透明与问责原则。 当AI系统参与公共决策，其设计逻辑、训练数据、判断标准必须接受公众审查。应建立智能体分级分类治理框架，明确备案、审计、问责机制，让“技术黑箱”变为“透明箱”。

数字包容原则。 必须防止AI应用加剧数字鸿沟，确保不同年龄、地域、阶层的公民都能平等参与数字化公共生活，避免由技术精英替沉默大多数做决定的极端。

三、经济体制的智能化：从要素配置到制度竞争

智能化人机共生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是经济体制的深层变革。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标志着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像工业经济、数字经济一样具备独立形态和完整体系的经济范式。

智能经济的本质并非技术迭代，而是生产关系的系统性重构。当智能体逐步演进为“经济主体”，将触发产权、税收、劳动法的系统性变革。当前智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从“算力不足”转向“数据要素焦虑”——数据确权、定价、入表等制度创新滞后于技术发展。

构建智能化经济体制，需要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数据是智能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但数据的产权归属、价值评估、交易流转仍存在制度空白。应在医疗健康、交通出行、城市治理等领域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合规开放，探索多方安全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路径，实现“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融合开发利用。同时，建立基于数据价值贡献的收益分配机制，培育数据标注、数据合成等专业化服务，壮大高质量数据供给。

智能体法律人格探索。 当智能体能够自主完成经济交易、签订合同、承担任务，现有法律体系面临根本性挑战。需要探索智能体法律人格制度，明确智能体参与市场活动时的权利与责任，为智能经济主体提供法理基础。这并非赋予智能体与人类平等的法律地位，而是建立适应人机协同的新型法律关系框架。

智能算力普惠配置。 算力正在成为像电力一样的基础设施。应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局，完善一体化算力网络，创新算力云服务模式，推动智能算力供给向低成本、高可用、绿色低碳方向升级。让中小企业像用电一样用算力，真正降低智能化转型的门槛，避免算力资源向少数巨头过度集中。

智能经济的全球治理参与。 智能经济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软实力”的竞争。中国智能经济要走出区别于美国“算力堆砌”模式的差异化路径，必须在数据应用、算法治理、权益分配等制度创新上取得突破，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智能经济治理规则制定，支持全球南方国家智能能力建设，共同缩小全球智能鸿沟。

第三章 未来国策的核心命题：让技术始终成就人

一、智能时代的异化风险及其防范

任何技术进步都伴随着异化风险，智能化时代尤甚。数字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进一步加剧——社交媒体用户的无偿劳动被资本占有，数字劳工在“休闲娱乐”时间中“加班加点”。更隐蔽的剥削来自算法控制：劳动者的身心被全方位规训，在消费主义与福利主义话语中逐步忘却自我解放的历史使命。

人机协作同样可能带来新的异化。智能机器的规模化应用将促使知识工人习得技能的加速贬值，侵蚀人类复杂认知能力生成的实践基础。“一键式生成”的数字便捷极易导致知识生产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消弭人的创造力，引发劳动过程的“去技能化”。当人类习惯于让AI代劳思考，人类的主体性将面临根本性侵蚀。

防范这些风险，必须加强制度设计。一方面，要优化分配制度设计，保障劳动者共享数字时代的发展成果，防范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相互勾结而导致的权力扩张。另一方面，要弘扬终身学习理念，发展“数智共生”技术，为劳动者“增智”“赋能”夯实根基。尤为重要的是，要在算法中嵌入“公平正义”观念，确保智能机器始终服务于人类发展而非支配人类。

二、社会主义方案：建构政府、资本、技术与劳动良性互动的数字平台

马克思曾告诫：“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智能机器不是劳动者的对立物，关键在于社会制度如何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挥智能劳动的主导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应对智能化挑战提供了独特优势。

首先，发挥好国有资本在数字产业发展中的方向引领作用，加大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产业领域的扶持力度，积极引导各种资金竞相投入“未来技术”和“智能化产业”。同时，始终秉持“人工智能服务人类发展”的价值导向，塑造数字时代“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智尽其能”的协同发展态势。

其次，建构政府、资本、技术以及劳动等社会要素良性互动的数字平台，形成“人-机”共生互惠的耦合关系。政府要发挥好调节者角色，既要鼓励技术创新与资本投入，又要保护劳动者权益，防范资本逻辑的过度扩张。通过制度设计，让技术进步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而非少数精英。

再次，推动“文工结合”的政治学创新路径，在理论反思与技术实践之间寻求新的平衡。智能化时代对政治理论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从国家主权边界到公民身份认同，从民主形式到权力运行机制，都需要在智能技术语境中重新审视。中国政治学研究应走向跨学科融合，回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政治理论挑战和现实治理问题。

三、结语：走向“众生无束”的理想社会

从手推磨到蒸汽机，从电力到计算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重塑着人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智能化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再是人类力量的单纯延伸，而是创造出具备“类主体性”的智能存在。人机关系正在经历从“工具”到“伙伴”再到“共生”的历史性跃迁。

未来国策的核心使命，在于构建适应智能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体制——让劳动生产智能化，让人机关系共生互惠，让技术进步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不是技术乌托邦的浪漫想象，而是基于现实制度演进的理性建构。智能劳动生产体制将重塑价值创造与分配的逻辑，智能化人机共生将重新定义人与技术的关系边界。

当智能机器日益强大，当算法日益精进，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善治与良治从来不是源自先进的工具，而在于对人的尊重、对正义的追求和对共同体的责任。最终决定我们成为“工具”还是“目的”的，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能否构建起让技术始终成就人的制度安排。

正如马克思所展望的，当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时间缩短到一定程度，人类将进入自由王国。智能劳动正在为这一理想创造物质前提——自主学习、深度思考的智能化劳动，正在消解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传统界限。在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下，智能时代的劳动者将逐步摆脱数字奴役的宿命，经由“一场达尔文式的协同进化”而奔向“众生无束”的理想社会。

这是智能劳动生产体制的终极愿景，也是智能化人机共生的最高价值。未来国策的每一步制度设计，都应朝向这个方向：让技术始终成就人，让智能始终服务于人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