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智能化时代的制度追问

当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已然进入“形态塑造”新阶段。这不仅意味着技术应用的深化，更预示着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智能化不再是工具层面的升级，而是社会运行基础的重新奠基。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从信息时代到智能时代，每一次生产力革命都伴随着生产关系的深刻调整。然而，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同，人工智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替代人的体力，更开始替代人的脑力；它不仅是被动的工具，更正在成为主动的“经济主体”。

这一变革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制度难题：当智能体能够自主生成技术、创作作品、参与生产，其创造的收益应当如何分配？当人的劳动被智能系统大规模替代，传统以劳动报酬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社会结构如何维系？当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其权属与流转机制如何确立？这些问题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智能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体制，必须完成从“人—人”关系到“人—机—人”关系的制度重构。

本文立足于政策改进的实践视角，提出“智能化受益权流转”的理论框架与制度设计。核心观点是：未来国策应当确立人工智能作为“辅助性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建立以“智能化受益凭证”为载体的收益权流转市场，实现从“劳动价值论”到“人机共创价值论”的分配逻辑跃迁。唯有如此，才能在智能化转型中兼顾效率与公平，让技术进步的红利惠及全体社会成员。

一、智能经济的本质：从技术迭代到制度重构

1.1 智能经济的三重制度意涵

理解智能经济，不能仅停留在技术层面。2025年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重塑人类生产生活范式，促进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这一定位揭示了智能经济的本质：它不仅是新的经济形态，更是新的制度形态。

从治理逻辑看，人工智能正在推动三重转向。第一，治理认知从经验理性转向算法理性——基于大数据的风险研判和趋势预测，使决策的科学性显著增强。第二，治理过程从部门流程导向转向数据驱动——政策执行不再依赖预设程序，而是通过实时数据流实现动态调整。第三，治理主体从科层体系走向人机共生——政务服务智能体、公共安全数字人开始嵌入治理流程。这意味着，未来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人机共治”的新格局。

从经济结构看，智能经济正在重塑生产要素的权重。传统经济增长依赖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而在智能化时代，技术和数据成为关键的“增量要素”。据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据，2024年全国数据生产量达41.06泽字节（ZB），同比增长25%；企业活跃数据总量占存储数据总量的比重达62.04%。这些数据不仅是新的资源，更是新的资产——它们需要确权、需要定价、需要流通，而这正是制度创新的核心议题。

1.2 智能化转型的社会后果：劳动替代与价值重构

任何新范式的生成都伴随阵痛。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正在引发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中山大学梁玉成教授将这一转型概括为从“技术社会”向“高技术社会”的跃升：工业社会的特征是体力劳动被机械设备替代（体力物化），而智能社会的特征是脑力劳动被AI大规模替代（智力物化）。这意味着，曾经被视为“安全”的白领岗位、知识工作，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替代风险。

研究显示，中等社会经济地位的重复性脑力劳动岗位最易被AI替代，而高创新性和纯体力劳动岗位受影响较小。这一“中间层塌陷”现象，可能导致传统社会流动路径的阻断。与此同时，智能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显著减少生产过程对人的劳动需求。理论上，只要智能机器人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其昼夜工作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完全能够满足整个社会的消费需要。问题在于：当“生产”不再依赖“人”，人如何获得收入？当“劳动”不再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分配的依据应当是什么？

这正是“智能化受益权流转”命题提出的现实背景。我们必须回答：如果智能体创造了价值，这个价值归谁所有？如果社会总产出中劳动报酬的份额持续下降，如何防止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如果技术进步的红利不能被广泛分享，“智能向善”就只是一句空话。

二、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与受益权基础

2.1 智能体的法律人格争议

要讨论受益权流转，首先必须回答一个前置性问题：人工智能能否成为权利主体？当前法学界对此存在激烈争论。保守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只是工具，其生成物的权利应归属于开发者或使用者。激进观点则主张，具有自主学习和决策能力的强人工智能，应当获得有限的法律人格。

从制度演进的趋势看，折中方案更具现实可行性。上海两会期间已有代表建议探索“智能体法律人格制度”，为智能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提供法理基础。这一思路的核心是：不赋予AI以完整的人格权，但承认其在特定经济关系中的“主体资格”——比如，可以作为收益权的持有者、可以作为合同的履行方、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有限责任。这类似于公司法人的制度设计：法人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但在法律上被视为“人”，可以拥有财产、签订合同、参与诉讼。

2.2 合作人工智能技术的权益归属规则

在明确智能体的准主体地位后，具体权益归属需要分层确定。根据已有研究，合作人工智能技术及其生成成果的权利配置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对于完全由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技术或作品，权利归属于人工智能的权利人——即开发者或所有者。这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能够衔接：AI不是人，但其创造物的权利不能落入公有领域，否则会抑制投资和创新动力。

第二，对于人机协作形成的技术或作品，权利归属于操作者与人工智能权利人共有。这里的“共有”不是简单的一人一半，而是根据贡献度进行比例分配。操作者提供创意、指令和修正，AI提供算力、算法和生成能力——二者共同创造了价值，理应共享收益。

第三，对于基于既有成果进行改进、改编形成的技术或作品，权利归属于改进者、改编者。这延续了知识产权制度中的“演绎作品”规则，同时要求改进者尊重原始权利人的权益。

上述规则构成了“智能化受益权”的制度基础。它承认：在智能经济时代，价值创造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人”，而是“人+AI”的复合体。相应地，收益分配的逻辑也必须从“按劳分配”扩展到“按人机贡献分配”。

2.3 生产要素视角下的AI贡献测度

将AI视为贡献主体，必然要求建立贡献度测度的技术标准。这需要引入“要素贡献比例”的概念——即在一项人机协作成果的总价值中，人的因素占多大比例，AI的因素占多大比例。这一比例的确定，应当遵循“市场机制+必要的宏观导向”原则。

从市场机制看，可以通过交易发现贡献价值。例如，同样使用AI辅助写作，有人写出的是平庸之作，有人写出的是爆款文章——市场价格会给出判断。从宏观导向看，政府需要设定基准框架，防止技术垄断导致分配扭曲。比如，可以规定在基础性、公共性领域，AI贡献的收益必须有一定比例归入公共基金，用于全民共享。

这里涉及一个关键概念：智能化受益权流转系数。用中文公式描述为：

智能化受益权流转系数 = （智能体贡献价值 ÷ 总创造价值） × 智能体权利归属系数

其中，智能体权利归属系数由法律根据AI的类型（弱AI、强AI、专用AI、通用AI）和场景（公共领域、商业领域）分别设定。这一系数的确定，是后续受益权流转的定价基础。

三、智能化受益权流转的制度设计

3.1 受益权的界定与类型化

所谓“受益权”，是指从智能经济活动中获取收益的权利。在传统经济中，受益权主要来源于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利息）、土地（地租）和知识产权（许可费）。在智能经济中，受益权需要增加新的类型——智能化受益权。

智能化受益权可以细分为三类：

其一，开发型受益权。指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者、投资者因其投入而享有的收益权。这与传统知识产权类似，但区别在于：AI系统本身会持续创造新价值，开发者的受益权不仅是“出售软件”的一次性收入，更是对AI后续创造价值的持续性分享。

其二，使用型受益权。指人工智能系统的使用者因其操作、指令、数据输入而享有的收益权。使用者虽然不是系统的创造者，但如果没有其“调用”，AI的创造能力无法转化为现实价值。因此，使用者应当对AI生成成果享有部分权益。

其三，社会型受益权。指全体社会成员因共享技术进步红利而享有的收益权。这源于两个理由：一是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公共知识、公共数据和公共投资，其成果理应由社会分享；二是AI对劳动的替代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需要通过社会型受益权实现“技术性失业者的补偿正义”。

3.2 智能化受益凭证（IBC）：受益权的标准化与证券化

受益权要流转，必须有标准化的载体。本文提出“智能化受益凭证”（Intelligent Benefit Certificate，IBC）的概念设计。

智能化受益凭证是一种可分割、可交易、可质押的数字资产凭证，代表持有人对特定人工智能系统或其生成成果未来收益的索取权。其运作机制如下：

发行环节。当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完成登记、评估后，可基于其预期收益发行IBC。发行主体可以是AI开发者、所有者，也可以是运营平台。发行规模根据系统历史收益、预期收益、风险水平等综合确定。

定价机制。IBC的价格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二级市场上通过交易形成。其基础价值取决于底层AI系统的实际收益。用中文公式描述为：

IBC理论价格 = ∑（未来各期智能化收益 × 受益权分配比例 × 折现系数）

其中，“未来各期智能化收益”需要根据AI系统的类型和应用场景进行预测；“受益权分配比例”是IBC所代表的受益份额占总受益权的比例。

交易流转。IBC可以在合规的数字资产交易所进行二级市场交易。投资者可以买入并持有，获取定期分配的收益；也可以卖出变现，实现资本利得。交易过程通过区块链技术记录，确保权属清晰、流转可溯。

收益分配。底层AI系统产生收益后，按照IBC所代表的受益权比例向持有人分配收益。分配可以采取法币形式，也可以采取“回购销毁”等形式——后者类似于股票回购，通过减少流通份额提升剩余份额的价值。

3.3 受益权流转的市场架构

IBC的发行和交易需要配套的市场基础设施。这个市场应当是多层次的：

一级发行市场。由AI资产登记机构、评估机构、发行承销机构组成。AI系统在发行IBC前，需要在登记机构进行资产登记，明确其权属、技术参数、历史表现等。评估机构对其未来收益进行专业评估，为发行定价提供参考。发行承销机构负责IBC的销售，可以是面向特定投资者的私募发行，也可以是面向公众的公开发行。

二级交易市场。由交易所、做市商、投资者构成。交易所提供交易撮合、清算交收、信息披露等服务。做市商提供流动性，维护市场稳定。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账户、数字钱包等参与交易。

配套服务机构。包括评级机构（对AI系统和IBC进行信用评级）、审计机构（对AI系统的收益进行审计）、法律服务机构（提供合规咨询）、托管机构（保管底层资产）等。

这一市场的核心功能是：通过价格发现机制，为人工智能的受益权提供流动性；通过分散化的投资者结构，实现受益权的社会化配置；通过二级市场的交易，形成对AI系统价值的持续评估和约束。

四、智能化受益权流转的政治经济意义

4.1 分配正义：从劳动价值论到人机共创价值论

智能化受益权流转最深层的意义，在于推动分配理论的范式转换。

传统分配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从斯密到马克思，都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斯密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马克思则发展出剩余价值理论，揭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在这一框架下，分配的核心问题是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劳动者获得工资，资本家获得利润，二者此消彼长。

智能经济颠覆了这一前提。当人工智能能够独立完成原本由人从事的脑力劳动，价值的创造就不再仅仅源于人的劳动，而是源于“人+数据+算法+算力”的协同。这时，如果仍然坚持只有人的劳动才能参与分配，就等于无视AI的实际贡献，最终只会导致两种后果：要么AI创造的价值被少数技术垄断者独占，要么AI的应用受到抑制——因为使用者需要付费，但创造的收益却无法合法分配。

智能化受益权流转提供了一条新路径：承认AI是价值的共创者，让AI“拥有”一部分收益权，再通过IBC将这些收益权社会化、普惠化。这样，AI创造的财富就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可以转化为社会共享的资产。用公式表示：

社会总分配 = 劳动报酬 + 资本报酬 + 智能化受益权报酬

其中，智能化受益权报酬又进一步分解为开发者报酬、使用者报酬和全社会共享报酬。全社会共享报酬可以通过IBC的全民持有、公共基金等方式实现。

4.2 就业替代的补偿机制

智能化受益权流转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应对就业替代的社会风险。

如前所述，AI对脑力劳动的替代正在加速。山东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智能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会显著减少生产过程对人的劳动需求；如果科技进步跑赢老龄化，劳动力人口的劳动时长会加速缩短，每周工作日可能从5天缩短到4.5天甚至更少。这听起来是好事——人们可以更少工作、更多休闲。但问题在于：如果不工作就没有收入，那么休闲就变成了“被迫的闲置”，而非“主动的享受”。

解决这一悖论的关键，是在劳动收入之外建立新的收入来源。智能化受益权流转正是一种机制：让那些被AI替代岗位的人，能够通过持有IBC分享AI创造的收益。换言之，当一个人失去了“劳动者”的身份，他还可以作为“受益权持有者”获得收入。这类似于土地改革中的“耕者有其田”，但在智能经济时代，需要的是“用者有其权”——每一个使用AI、贡献数据的人，以及每一个因AI而失业的人，都应当获得一定的受益权份额。

具体可设计为：企业在引入AI替代人工时，必须将一定比例的受益权以IBC形式分配给被替代员工，作为“技术性失业补偿”。这些IBC可以持有分红，也可以变现，为员工转岗或创业提供资本。这既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也平滑了技术进步的社会冲击。

4.3 数据要素的价值实现

数据是智能经济的燃料。但长期以来，数据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存在严重错位：海量用户贡献了数据，但这些数据创造的价值主要被平台企业占有；用户不仅没有分享收益，反而可能因为数据泄露而承担风险。这种“数据剥削”不可持续。

智能化受益权流转为解决数据收益分配问题提供了可行路径。原理是：将数据视为AI系统的“投入要素”，用户作为数据提供者，应当对AI产生的收益享有受益权。具体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是“数据入股”。用户在授权平台使用数据时，可以选择以数据换取IBC，成为AI系统的“微股东”。平台根据用户数据的数量、质量、贡献度分配IBC，用户据此分享未来收益。

二是“收益提成”。平台在利用用户数据训练AI时，提取一定比例的收益设立数据贡献基金，以IBC形式分配给所有数据被使用的用户。分配比例根据数据贡献度算法确定——贡献大的用户获得更多IBC。

这相当于在数据领域实现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用户不再是被动的数据来源，而是数据价值的共创者和共享者。这有助于激励数据供给、提升数据质量，同时缓解数据垄断和数据剥削问题。

五、未来政治体制的人机协同架构

5.1 智能治理的制度化耦合

智能化受益权流转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创新，也对政治体制提出了新要求。未来国家治理必须实现“算法、数据、制度”的系统耦合。

算法提供了认知跃迁，使治理决策能够超越有限理性进入预测性阶段。但算法并非天然中立，它所依赖的数据和模型可能包含偏见。如果缺乏制度化的可解释机制，算法的治理价值将被削弱。因此，需要建立智能体的分级分类治理框架，明确备案、审计、问责机制。

数据是治理的资源，也是治理的对象。未来若要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实现智能化优化，必须以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共享机制为基础，同时保障弱势群体在数据利用中的权益，防止“数据鸿沟”成为新的治理难题。

制度是治理的底线。法律法规、伦理准则、容错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为人工智能嵌入治理提供制度护航。没有制度化的规制，人工智能的治理实践可能陷入效率至上的单维逻辑，忽视公平与伦理约束。

5.2 公民参与的新形态：从投票到“用权”

智能治理还意味着公民参与形态的变革。传统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投票、选举、信访等方式，频率低、成本高、信息不对称。在智能化时代，公民参与可以更加日常化、便捷化——通过IBC，公民可以“用脚投票”，用持有的受益权表达对AI系统、对企业、对政策的评价。

例如，公民持有的IBC中，有一部分是“治理型IBC”，专门用于公共事务决策。在涉及AI应用的公共政策制定时，持有相关领域IBC的公民可以通过数字平台直接投票。投票权重与持有份额挂钩——这既体现了利益相关者原则，也避免了“一人一票”在复杂专业问题上的信息劣势。

这实质上是将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有限结合，形成“受益权民主”的新形态。公民既是智能经济的受益者，也是智能治理的参与者。通过IBC，公民的经济利益与公共利益形成正向关联——当AI向善、社会向好，公民的受益权价值也会提升。这种利益相容机制，有助于增强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5.3 智能时代的国家能力建设

智能化转型对国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国家需要强大的技术能力，以跟上智能经济的发展步伐；另一方面，国家需要强大的制度能力，以规范智能经济的运行秩序。二者缺一不可。

在技术能力上，国家应持续加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发挥在数据供给侧改革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要加大对可解释性AI、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的研发支持，为制度落地提供技术保障。

在制度能力上，国家需要建立适应智能经济的新型监管框架。这包括：建立智能体登记备案制度，对具有公共影响的AI系统进行准入管理；建立智能收益分配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防止通过AI进行隐蔽的利益输送；建立跨国受益权流转的协调机制，应对智能经济的全球化挑战。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智能经济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软实力”的竞争。谁能在智能化受益权流转等制度创新上率先突破，谁就能在智能经济时代占据制高点。

六、实施路径与政策建议

6.1 试点先行：从局部突破到系统集成

智能化受益权流转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建议采取“试点先行、分步推进”的策略，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综合试点。

首批试点可选择数字经济发达、法治环境优良的地区，如上海、北京、深圳、杭州等。试点内容包括：探索智能体法律人格的登记机制，探索IBC的发行和交易规则，探索数据贡献收益分配的具体办法。试点期限为3年，期满后进行评估总结，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智能化受益权登记结算系统，实现IBC的跨区域流通。同时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或修订，包括民法典、公司法、证券法、知识产权法等，为智能化受益权流转提供上位法依据。

6.2 制度配套：法律、税收与社会保障

智能化受益权流转需要多项制度配套。

在法律层面，需要明确IBC的法律性质——是证券、是资产、还是新型权利？这直接影响其发行、交易、监管的适用规则。建议将其定性为“数字资产凭证”，纳入现有金融监管框架，同时针对其特殊性制定专门规则。

在税收层面，需要明确IBC发行、交易、收益分配的税务处理。建议对IBC的发行环节免征或暂免征税，以鼓励创新；对二级交易环节按照金融商品转让征税；对收益分配环节按照股息红利征税。同时，研究开征“智能经济调节税”，对头部企业AI收益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全民分红。

在社会保障层面，需要将IBC纳入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允许社保基金通过投资IBC分享智能经济红利。同时，研究将IBC收益与养老金待遇挂钩，使退休人员能够从技术进步中持续获益。

6.3 风险防控：防止新的垄断与不平等

任何制度创新都有风险。智能化受益权流转需要警惕几个问题：

一是防止IBC沦为新的垄断工具。如果IBC的发行被少数平台垄断，普通投资者只能高价接盘，那么受益权流转就会变成新一轮的财富转移，而非财富共享。对此，需要设定单个主体持有IBC的集中度上限，对平台发行的IBC实行“强制分散化”——要求平台必须将一定比例的IBC公开发行，不得由关联方集中持有。

二是防止智能鸿沟加剧不平等。如果只有懂技术、有钱的人才能参与IBC投资，而弱势群体被排除在外，那么智能经济的红利将再次向精英倾斜。对此，可以设计“全民基础IBC”——每个公民在成年时自动获得一定数量的基础IBC，作为参与智能经济分享的“初始股份”。这类似于土地改革中的“均田”，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从技术进步中获益。

三是防止跨境套利和监管套利。IBC是数字化资产，可以轻松跨境流动。如果不建立有效的跨境监管协调，就会出现“在A国发行、在B国交易、在C国避税”的套利链条。对此，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建立智能经济收益分配的全球共识。

结语：通往智能共享社会

从工业文明到智能文明，人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形态转型。梁玉成教授将这一转型概括为从“固态社会”到“液态社会”再到“气态社会”的演进。在气态社会中，生产不再固定于特定场所，组织不再依赖于稳定边界，价值不再必然与劳动挂钩。这对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提出了根本性质疑。

本文提出的智能化受益权流转，正是对这一时代命题的回应。通过确立智能体的准主体地位，建立IBC的发行交易机制，推动受益权的社会化配置，我们试图在效率与公平、技术与人文、创新与稳定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这不是对市场经济的否定，而是对市场经济的升级；不是对劳动价值的抛弃，而是对劳动价值的扩展；不是对私人产权的颠覆，而是对私人产权的社会化重塑。

回到开篇的问题：当智能体可以自主创造价值，当人不再是生产的唯一主体，政治经济体制应当如何变革？答案或许是：让智能体拥有“受益权”，让受益权能够“流转”，让流转的结果惠及“所有人”。在这个意义上，智能化受益权流转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创新，更是通往“智能共享社会”的制度桥梁。

智能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制度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作为智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有责任、有能力在这场制度创新中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对“智能化受益权”这一核心命题的深入思考和勇敢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