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智能化时代的生产关系之问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月为周期迭代进化，当智能体开始介入公共采购与政策咨询，当无人驾驶重构物流网络、智能管家进入千家万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浮出水面：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运行逻辑，是否还能在工业时代奠定的制度框架内继续有效运转？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标志着人工智能发展从“技术应用”阶段跃升至“形态塑造”新阶段。这一战略部署的背后，是对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质变的深刻洞察——智能化时代到来，人们生活必须智能化，政治经济劳动生产必须智能化。

本文提出的“智能劳动生产体制”与“智能化数据行为主义”，正是对这一时代命题的系统回应。前者指向生产方式的重构，后者指向治理逻辑的革新，二者共同构成未来国策的底层架构。智能劳动生产体制的核心，在于超越“机器替代人”的简单叙事，建立人机协同的新型生产关系；智能化数据行为主义的关键，在于突破传统统计学的描述性局限，以行为数据的实时洞察实现治理的精准化与前瞻性。两者的交汇处，正是智能文明形态得以确立的制度基石。

上篇：智能劳动生产体制——从技术替代到关系重构

一、数智劳动的历史定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一物质规定性并未因智能时代的到来而失效，恰恰相反，它为理解数智劳动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前提。当程序员敲击代码、数据标注师处理图像、算法工程师调试模型时，他们仍然在进行着“臂和腿、头和手”的运动，仍然消耗着神经系统的葡萄糖，仍然通过工具中介改变着客观世界。区别在于，劳动的对象从物理实体拓展至数据空间，劳动的成果从物质产品延伸至智能服务，劳动的工具从机械臂升级为神经网络。

数智劳动是数字劳动的高阶形态，其本质特征在于“智能性”——不仅是数据的被动生产者，更是智能系统的主动协作者。当劳动者使用大模型辅助写作时，人机之间形成双向赋能的关系：人类提供创意与价值判断，机器承担检索与生成任务；当医生借助AI进行辅助诊疗时，算法贡献模式识别能力，医生负责临床决策与人文关怀。这种“人机互惠”的耦合关系，正是智能劳动生产体制得以成立的实践基础。

二、智能劳动生产体制的三重结构

智能劳动生产体制并非单一的技术系统，而是涵盖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性安排。其核心架构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生产工具的社会化共享机制。 工业时代的机器归资本家所有，劳动者只能出卖劳动力；智能时代的生产工具——算力、算法、大模型——同样面临所有制问题。若任由科技巨头垄断基础模型与算力资源，数字泰勒制将加剧劳动异化，劳动者沦为算法的附庸。因此，智能劳动生产体制的首要原则，是将算力基础设施和基础大模型界定为公共产品，建立国家算力枢纽与开源平台的协同供给机制，让中小企业与个体劳动者能够“像用电一样用算力”。这并非排斥市场机制，而是在竞争性应用层保持活力，在基础层确立公共性。

第二，劳动过程的“人机协同”规范。 阿尔巴尼亚任命AI部长“迪埃拉”负责公共采购流程时，强调每个环节都需经人类专家复核。这一案例揭示了智能劳动生产体制的核心原则：AI是辅助者而非替代者。在制造业领域，工业机器人承担重复性体力劳动，人类负责工艺优化与异常处理；在知识生产领域，AI承担信息检索与初稿生成，人类负责创意构思与价值把关；在服务领域，智能客服处理标准化咨询，人工客服应对复杂情感交互。这种分工不是静态的岗位划分，而是动态的能力适配——随着AI能力提升，人类劳动持续向更高阶的创造性、情感性、决策性领域迁移。

第三，劳动成果的算法分配制度。 当越来越多价值由人机协作创造，传统的按劳分配原则面临挑战：算法贡献的部分如何归属？数据喂养形成的模型能力如何估值？这要求建立新型的收益共享机制。一方面，劳动者的“数据贡献”应获得合理回报——用户在使用智能服务时生成的行为数据，经过匿名化处理后成为训练模型的原材料，这部分价值理应在用户与企业之间分享；另一方面，AI替代岗位产生的效率增益，应通过税收调节转化为全民共享的财富，为被替代劳动者提供转岗培训与基本收入保障。

三、智能劳动的价值创造与分配正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预言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在智能时代展现出新的实践路径。当智能系统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常规性劳动，人类逐渐从“为生存而劳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时间自由。这既是技术进步的成果，也对分配制度提出更高要求——自由时间的分配必须公平，否则将出现“少数精英掌控算法、多数大众沦为数字穷人”的两极分化。

智能劳动生产体制的分配正义原则包括：其一，劳动价值的多维评估。数智劳动不仅包括传统的雇佣劳动，还包括零工经济、开源贡献、数据生成等新型劳动形态，必须建立覆盖所有价值创造活动的评估体系，防止资本对无偿劳动的隐性剥削。其二，算法决策的透明可解释。当AI系统参与劳动绩效评估、岗位分配、薪酬定价时，其决策逻辑必须接受劳动者监督，算法黑箱不得成为剥夺劳动者权益的借口。其三，剩余价值的全民共享。通过数据资源税、算力使用费、AI替代补偿基金等工具，将技术进步产生的超额收益转化为社会共享的发展红利。

四、劳动形态变革与人的解放前景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揭示的“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命题，在智能革命中获得新的历史确证。当劳动工具从肢体延伸升维为意识模拟，生产方式变革便超越了物质形态的机械替代，转向认知框架的范式重构。数字时代的智能化生产方式，推动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技术向技术含量更高、场景变化更快、反应要求更准的“智力劳动领域”进军。这既是挑战——劳动者必须持续学习以跟上技术迭代；更是机遇——人类逐渐从重复性、枯燥性劳动中解脱，得以专注于创造性、意义性活动。

智能劳动生产体制的最终指向，是马克思所说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上从事批判”的自由王国。在智能时代，这一理想正在转化为现实可能：当智能系统承担起物质生产的绝大部分任务，人类可以更自由地分配时间于艺术创作、科学研究、情感交流、社区服务等彰显人的本质力量的活动。当然，这种解放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需要制度设计的主动引导——智能劳动生产体制正是将技术潜力转化为解放性力量的关键中介。

下篇：智能化数据行为主义——从统计描述到认知洞察

一、数据行为主义的理论渊源与时代内涵

“数据行为主义”（data behaviorism）这一概念，最早由比利时哲学家安托瓦内特·鲁夫鲁瓦提出，用以描述一种新型的知识生产方式：通过大规模数据采集与量化分析，将个体动机、叙事、意图等传统社会科学关注的主观维度悬置起来，转而依赖预测性量化模型来认知和塑造社会行为。在鲁夫鲁瓦看来，这种认识论转向深刻改变了主体的形成方式——个体不再被视为具有内在动机的行动者，而被简化为可计算、可预测的参数集合。

本文提出的“智能化数据行为主义”，在批判吸收上述理论的基础上，赋予其社会主义制度内涵。与资本主义条件下数据行为主义的异化倾向——如用户被无偿剥削、行为被单向操控、隐私被肆意侵犯——不同，智能化数据行为主义的核心原则是“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它承认数据的认识论价值，但拒绝将人降格为数据点；它运用算法预测能力，但坚持预测结果服务于人的发展而非对人的控制；它采集行为数据以优化治理，但始终以保护隐私、尊重自主为前提。

二、智能化治理的认识论革命

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受限于样本规模和调查周期，往往只能提供静态的、滞后的、概略的社会认知。智能化数据行为主义依托物联网、边缘计算、实时分析等技术，实现了社会认知的三重突破：

第一，从抽样到全量。 传统调查依赖抽样统计，推断总体特征存在误差风险；智能化治理能够采集全量行为数据——城市交通流量、能源消耗模式、公共服务使用频次——形成对社会运行的完整画像。这不仅提高了认知精度，更发现了许多传统方法无法捕捉的隐性规律。

第二，从滞后到实时。 传统统计以月度、季度、年度为周期，政策制定往往面对的是“过去时”的社会状况；智能化治理能够实现数据的实时采集与动态分析，政策效果可即时评估、及时调整。例如，通过分析公共交通刷卡数据与手机信令数据，可以实时掌握城市人口流动状况，为交通调度、应急管理提供决策支撑。

第三，从相关到因果。 传统大数据分析多停留于相关性发现，难以揭示因果机制；智能化数据行为主义融合人工智能与社会科学方法，通过自然实验设计、工具变量估计、结构方程模型等技术，在相关关系中识别因果链条，为政策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三、行为数据的政治经济学

行为数据正在成为智能时代最关键的生产资料。每一次搜索、每一次点击、每一次位置移动，都在生成可供分析的数据痕迹。这些数据既是个人行为的记录，也是社会运行的镜像，更是智能系统迭代的养料。谁掌握数据、谁定义算法、谁分配收益，直接关系到社会权力的分布格局。

智能化数据行为主义的数据治理原则包括：其一，数据主权在民。个人数据源于个体行为，个体对其拥有知情权、决定权、收益权。平台企业采集使用数据必须经过授权，不得以“服务换数据”的格式合同剥夺用户选择权。其二，公共数据开放。政府掌握的公共数据——气象、交通、地理、统计——应依法合规向社会开放，为中小企业创新和公共治理优化提供数据支撑。其三，数据收益共享。数据价值是社会协作的结果，数据产生的收益应在个人、企业、社会之间合理分配。可探索建立“数据红利”全民共享机制，将数据要素收益转化为公共服务投入或全民基本收入来源。

四、预测治理与自由意志的辩证法

智能化数据行为主义最具争议的面向，在于其预测能力对自由意志的挑战。当算法能够根据行为轨迹预测个体未来的选择——消费倾向、健康状况、甚至政治态度——社会治理面临深刻的伦理困境：预测结果是否应作为干预依据？个体是否有权“偏离预测”？

这里必须区分“预测”与“预设”的本质差异。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数据行为主义，倾向于用预测结果预设个体行为——推荐算法塑造消费习惯、信用评分决定机会获得、绩效预测影响职业发展——形成数据对生活的隐性支配。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智能化数据行为主义，坚持预测服务于人的自主选择而非替代人的选择。预测的价值在于识别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个性化服务，但最终决策权必须掌握在人手中。尼泊尔民众借助ChatGPT选择总理的事件引发争议，核心正在于此——算法推荐的名单是否应该被直接采纳？选举决策这一根本性政治权力，能否外包给AI？

答案是否定的。智能化数据行为主义必须确立“人类终审”原则：任何算法预测结果，在涉及重大利益分配、权利界定、公共决策时，都必须经过人类审议程序的验证。算法可以提供信息参考、情景模拟、效果预估，但价值判断、利益权衡、最终拍板，必须由具备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的人来完成。

五、认知民主与算法权力规制

智能化数据行为主义不仅是一种治理技术，更是一种权力形态。算法正在成为新型权力的行使者——推荐算法影响信息获取、评分算法影响机会获得、调度算法影响劳动过程。规制算法权力、防止技术精英垄断决策，成为智能时代政治体制建设的核心议题。

规制路径包括：第一，算法透明可解释。政府使用的算法系统，其逻辑框架、数据来源、决策依据必须公开接受监督；商业平台的推荐算法、评分算法，应向用户提供简明易懂的解释说明。第二，算法审计制度化。建立独立的算法审计机构，对公共部门与重要私营平台的算法系统进行定期审查，评估其公平性、安全性、合规性。第三，算法决策的救济渠道。受到算法决策影响的个体，有权申请人工复核、提出异议申诉，确保“机器判断”接受“人类终审”。第四，算法研发的价值对齐。在算法设计阶段即嵌入公平正义观念，通过技术手段防止算法放大偏见、强化歧视、加剧分化。

体制融合：智能劳动生产与数据行为主义的协同演化

一、生产与治理的一体化架构

智能劳动生产体制与智能化数据行为主义并非彼此孤立的两个领域，而是相互嵌入、协同演化的整体架构。生产过程中生成的数据，同时成为治理优化的认知基础；治理过程中采集的行为信息，反馈至生产环节改善人机协同效率。这种双向循环形成正向叠加：劳动生产越智能化，数据积累越丰富；数据治理越精准，劳动配置越优化。

这种一体化架构对传统体制的突破在于：它超越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线性决定论，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智能时代的新型互动模式。数据既是生产要素（属于生产力范畴），又是认知工具（服务于治理优化）；算法既是生产工具（驱动智能劳动），又是权力载体（塑造治理关系）。这种多重属性的叠加，要求制度设计必须打破部门壁垒、实现统筹规划。

二、国家数字主权的基础支撑

智能劳动生产体制与智能化数据行为主义的有效运行，依赖国家数字主权的坚实支撑。所谓国家数字主权，是指在数字空间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数据安全、技术主权的综合能力。具体而言：

算力主权。算力是智能时代的战略性资源，必须确保关键算力设施自主可控、安全可靠，避免核心系统受制于人。数据主权。重要数据境内存储、跨境流动依法管理，防止数据资源沦为境外势力干预内政的工具。算法主权。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公民权利的算法系统，必须接受国家审查认证，确保其符合国家价值观与法律规范。标准主权。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规则制定，推动形成公平包容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平等发展权。

三、制度软实力的国际竞争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标志着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形态塑造”新阶段。这一战略判断的背后，是对国际竞争本质的深刻认识：智能时代的竞争，不仅是技术硬实力的比拼，更是制度软实力的较量。美国凭借算力堆砌优势主导基础创新，欧洲依托严格监管引领规则制定，中国则在超大市场规模、丰富应用场景、新型举国体制方面形成独特优势。

智能劳动生产体制与智能化数据行为主义，正是将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智能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抓手。前者通过构建人机协同、收益共享的新型生产关系，激发创新活力、保障劳动权益、促进共同富裕；后者通过建立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数据治理框架，释放数据价值、优化治理效能、维护数字主权。两者共同构成智能时代“中国方案”的核心内容，为全球智能文明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制度范式。

结语：迈向人机共生的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表明，蒸汽机既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又是摧毁它的武器。今天的人工智能同样具有这种双重性：它既是资本增殖的强化工具，又是人类解放的革命性力量。关键在于社会制度如何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挥智能劳动的主导性作用。

智能劳动生产体制与智能化数据行为主义的制度设计，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命题：让智能技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让人沦为智能系统的附庸。这要求在技术研发中植入价值关怀——算法设计必须嵌入公平正义观念；在制度安排中保障人的主体地位——人类终审原则贯穿所有智能系统；在文明演进中坚持解放导向——技术进步的红利转化为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展望未来，随着脑机接口、通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的持续突破，人机关系将迈向更深层次的协同进化。届时，智能劳动生产体制将从“人机协作”升维为“碳基-硅基智能共生”，智能化数据行为主义将从“行为洞察”演进为“认知共振”。在这一进程中，唯有坚持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指引，在生产力质变与生产关系变革的辩证运动中把握历史主动，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预言的“自由王国”——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智能时代已经到来。政治经济体制的智能化重构，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未来国策》所勾勒的，正是这道必答题的中国答案——以智能劳动生产体制夯实发展根基，以智能化数据行为主义优化治理效能，在技术与制度的协同创新中，迈向人机共生的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