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智能时代的制度追问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月为单位迭代进化，当智能体开始承担以往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知识生产任务，当算力成为重塑政治权力的基础设施，人类社会正站在一场深刻制度变革的门槛上。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标志着人工智能发展从“技术应用”进入“形态塑造”新阶段。然而，技术的狂奔突进与制度的缓慢演进之间，正在形成一道危险的鸿沟。

这场变革的深层本质，是生产关系的系统性重构。人机协同重塑劳动形态，数据要素重构分配机制，跨界融合再造产业边界。但一个根本性问题尚未得到回答：在智能经济时代，当机器承担了大部分重复性劳动，人的价值应该如何度量？当算法成为协作伙伴，劳动权益应该如何界定？当算力重塑权力结构，政治体制应该如何回应？

本文提出的“创造性劳动时权”，正是对这一时代追问的制度回应。它试图在智能经济体制、智能政治体制、智能治理体制、智能管理体制、智能家族体制、智能劳动生产体制的六维框架下，构建一种以人的创造性劳动为核心的价值度量与权益分配机制——让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让智能革命的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位创造者。

一、智能劳动生产体制：从“机器换人”到“人机共创”

1.1 劳动形态的根本转变

大模型生产时代的到来，正在根本性地重塑工作性质和生产流程。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叙事中，智能机器一跃成为人类的“得力助手”“工作搭档”，甚至“良师益友”。然而，表象之下隐藏着深刻的制度挑战。

传统工业时代的劳动体制建立在明确的“人—工具”关系之上：人是劳动主体，机器是劳动工具，劳动时间是度量价值的标尺。但在智能经济时代，这一关系正在瓦解。智能助手可以自动生成会议纪要、辅助处理文档、完成代码补全；数字员工能够理解业务逻辑，承担与人相当的工作量；通用智能体更是展现出“按意图行事”的自主性。当机器从工具演变为协作者，人的劳动形态发生根本转变：从执行者变为调度者，从操作者变为创造者。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劳动生产体制——不是将智能技术作为外部工具“嫁接”到既有体系之上，而是实现技术系统与生产关系的“内生融合”。

1.2 创造性劳动时权的提出

“创造性劳动时权”的核心要义在于：在智能经济时代，人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与机器比拼效率，而在于机器无法替代的创造性劳动——提出问题的能力、价值判断的能力、情感共鸣的能力、跨界整合的能力。因此，度量人的劳动贡献，不应以产出数量为标准，而应以投入创造性劳动的时间为尺度。

这一概念包含三个层次的内涵：其一，承认智能体参与生产的事实，但明确人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最终决策权必须掌握在人手中；其二，建立基于创造性劳动时间的价值度量体系，无论产出形式如何，人的创造性投入都应获得制度认可；其三，构建与之匹配的权益分配机制，确保创造性劳动的成果惠及劳动者本身。

从数学上描述，一个人的劳动总权益可表示为：劳动权益等于求和函数（创造性劳动时权乘以单位时间价值系数），再加上智能资产收益分成。其中，创造性劳动时权以小时为基本计量单位，价值系数根据劳动复杂程度、社会贡献度等因素动态调整。

1.3 人机协作中的权益界定

当人与智能机器共同完成一项生产任务，权益如何划分？这是智能劳动生产体制必须回答的难题。

一种可行的框架是“贡献度分层界定法”。对于完全由智能体自主完成的工作，其产出归属可参照“数据—算法—算力”的贡献结构进行分配：数据提供者获得收益分成，算法开发者获得知识产权收益，算力基础设施所有者获得服务收益。对于人机协作完成的工作，则需要区分不同环节的贡献权重：创意构思环节主要由人完成，应计入创造性劳动时权；执行优化环节由人机协同完成，可按比例折算；完全由机器自动执行的重复性工作，不计入人的劳动时权。

这一界定方式的制度价值在于：既承认智能体参与生产的现实，又防止资本借机器之名侵占人的劳动权益。正如学者指出，数字资本操控下的人机协作并不必然带来数字红利，反而可能导致知识工人习得技能的加速贬值。“创造性劳动时权”的制度设计，正是为了在技术变革中守住人的价值底线。

二、智能经济体制：从要素分配到创造者激励

2.1 数据要素的价值实现

智能经济的运行，建立在数据、算法、算力三大要素的基础之上。其中，数据是“基础资源和关键要素”，只有流动才能创造价值，只有合规才能确保安全。然而，现行经济体制在数据要素的定价、确权、入市等方面仍存在制度空白。

“创造性劳动时权”为数据要素的价值实现提供了新思路。数据的价值源于人的创造：无论是公共数据的沉淀，还是个人数据的生成，背后都蕴含着人的劳动痕迹。因此，数据要素的收益不应被平台独占，而应以“数据贡献时权”的形式返还给数据生产者。当一个人的行为数据被用于模型训练，当一个人的专业知识被转化为行业知识库，他应当获得相应的权益记录。

2.2 共创分享的分配机制

智能经济的鲜明特征是多主体共创、多环节分享。一件智能产品的诞生，可能涉及算法开发者、数据标注者、行业专家、场景提供者等多元主体的贡献。传统按要素分配的模式难以适应这种复杂性。

“创造性劳动时权”提供了一种“价值记账”的解决方案。在每一次协作开始时，通过智能合约记录各方投入的创造性劳动时间；在价值实现时，按照预先约定的权重进行收益分配。这种方式将分配过程从“事后博弈”转变为“事前约定”，从“模糊分成”转变为“精确记账”。

从制度层面看，这需要建立“与共创模式相匹配的价值分配体系”，明确算法模型、核心数据、行业知识等新型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度，激励数据提供者、算法开发者、行业专家持续投入。“创造性劳动时权”正是这一理念的制度化表达。

2.3 劳动时间的重新估值

智能经济将大量人类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这必然引发对“劳动时间”本身的重新估值。在物质丰裕的时代，劳动的意义不再主要是谋生手段，而是自我实现的途径。因此，那些能够带来成就感、体现创造力的劳动，即使其直接产出有限，也应获得社会认可。

“创造性劳动时权”隐含着一种新的社会契约：社会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同时记录和认可其投入的创造性劳动时间——无论是参与社区治理、从事艺术创作，还是进行科学研究。这些时间记录不仅是未来收益分配的依据，更是个人社会贡献的证明。当一个人积累足够的创造性劳动时权，他可以据此获得更高的社会保障水平、更优的公共服务待遇。

三、智能政治体制：从代议民主到算力民主

3.1 算力对政治权力的重塑

数字智能时代，算力正在成为一种基础设施性的政治力量。它重塑了政治权力的生成方式、运行方式和存在方式：数据经过算力处理得以产生权力效应，算法治理以其高效精准改变权力运行轨迹，信息的数字化存在重构了权力赖以存在的时空条件。

这一变革对传统政治体制提出了深刻挑战。当大型科技公司凭借算力优势影响公众舆论乃至政策制定，当算法决策开始介入公共资源的分配，当信息传播的高度离散化挑战“中心—边缘”的政治结构，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智能时代的政治权力应该如何配置？民主制度应该如何演进？

“创造性劳动时权”为智能政治体制提供了新的支点。它将公民的创造性劳动时间作为参与政治的“权证”——那些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的人，在公共事务决策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这既不同于“一人一票”的抽象平等，也不同于“资本决定权力”的金钱政治，而是一种以创造贡献为基础的“贡献民主”。

3.2 多元权力中心的制度容纳

算力的发展正在推动政治权力结构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从“等级化”走向“扁平化”，从“模糊化”走向“清晰化”。传统的以国家政权为主要代表的权力格局，正在向政党、政府、大型科技公司、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格局转变。

如何容纳多元权力中心，同时确保公共利益的优先地位？这是智能政治体制的核心课题。“创造性劳动时权”提供了一种整合机制：将不同权力主体的贡献纳入统一度量体系。科技公司开发算法、提供算力，可以获得相应的“创新时权”；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提供服务，可以获得“服务时权”；政府机构制定政策、保障公平，可以获得“治理时权”。不同主体的时权积累，成为其在公共事务中话语权的依据。

3.3 直接民主的技术实现

算力的提升使得直接民主的大规模实现成为可能。海量数据可以被实时收集和计算，有效信息可以在最广阔的空间内迅速传播，公众的意见表达可以被实时处理和反馈。这打破了传统代议民主赖以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基础，为更高程度的公民直接参与创造了条件。

“创造性劳动时权”可以作为直接民主的参与凭证。在涉及公共事务的算法听证会、数字协商平台、社区数据合作社等场景中，参与者凭借其劳动时权获得相应的表决权重。这不仅激励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也确保决策质量——那些在相关领域投入更多创造性劳动的人，往往具有更深入的理解和判断。

当然，这需要与基本的一人一票原则相协调。一种可行的方案是“双层结构”：基本权利层面坚持人人平等，一人一票决定重大方向；专业决策层面引入时权机制，让有更多贡献的人参与细节制定。这既保障了民主的广泛性，也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

四、智能治理体制：从部门化到去部门化

4.1 “以事改科”的组织变革

数字智能技术正在深刻改变政府治理的组织形态。传统的科层制政府以“部门化”为基本特征，将机构划分为多个职能独立、相互分离的专业部门。但这种模式面临着治理碎片化、行政效率低下的困境：部门之间职能交叉、权责模糊，“多头管理”与“事责真空”并存。

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正在兴起——“去部门化”改革。其核心是“以事改科”：以事件为线索改变静态科层组织结构，变“以职分事”为“以事统职”，构建以事为中心的政府运作机制。在数字技术加持下，政府可以依据“事务—流程—节点”的逻辑，将复杂事务分解为具体模块，由模块精准设岗派人，实现任务越部、人员跨部。

“创造性劳动时权”在这一治理模式中具有关键作用。它以“事”为中心记录和度量公职人员的劳动贡献：无论来自哪个部门、无论职位高低，只要在处理具体事务中投入创造性劳动，就获得相应的时权记录。这打破了传统科层制中“职位决定待遇”的僵化格局，建立起“贡献决定回报”的激励机制。

4.2 可知、可控、可问责的治理闭环

社会智治的推进，不能简单地将智能技术“嫁接”于传统治理体系之上，而应追求在复杂社会情境中的“高置信可靠”。其核心在于构建一个可知、可控、可问责、可参与的治理闭环。

“可知”要求智能系统的决策依据、数据来源、算法逻辑对相关主体保持适度透明。通过可解释性技术，让公众理解“为何是我”“依据是什么”。“可控”强调最终决策权必须掌握在人手中，在涉及重大权益的场景设置“人工复核”环节。“可问责”需要建立清晰的责任链条，明确技术开发者、数据管理者、决策执行者的权责边界。“可参与”要求公众不仅是服务对象，更是治理过程的共同设计者与监督者。

“创造性劳动时权”为这一治理闭环提供了激励基础。公众参与算法听证会、社区数据合作社等活动，可以获得劳动时权记录；公职人员在处理复杂事务中投入创造性劳动，也获得相应时权。这不仅提升了参与积极性，也使治理过程中的贡献可量化、可追溯。

4.3 基层智治的制度创新

基层治理是社会智治的“最后一公里”。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富有启发性的探索。例如，重庆的“141”基层智治体系通过一体化智治平台，实现事务模块化、副职专区化、部门岗位化、人员精准化。楚雄市的“微智理”平台构建“线下发现—线上上报—智能派单—实地处置—同步反馈”的处置闭环，累计受理事项解决率达95.54%。

这些实践表明，智能治理的效能取决于制度与技术的协同。“创造性劳动时权”可以为基层智治提供统一的激励框架：网格员巡查上报获得“巡查时权”，调解员化解矛盾获得“调解时权”，居民参与社区议事获得“议事时权”。这些时权积累可以兑换社区服务、提升信用评级、获得公共资源优先使用权，形成“贡献—回报—再贡献”的良性循环。

五、智能管理体制：从垂直控制到网络协同

5.1 科层组织的扁平化重构

算力嵌入组织，使得上下层级之间信息高速、准确运转成为可能。原来起到“上情下达”作用的中间层级逐渐显得多余，从而倒逼组织简化职能部门，砍掉“中间层”。组织形态从“等级化”走向“扁平化”，从“串联化”走向“并联化”。

这一变革对管理理念提出新的要求。传统管理建立在“控制”逻辑之上：上级控制下级，中心控制边缘。但智能时代的管理更强调“协同”：多元主体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基于共同目标进行自主协作。管理的核心职能不再是下达指令，而是搭建平台、制定规则、协调关系。

“创造性劳动时权”为这种协同管理提供了激励基础。在一个扁平化的组织中，成员的贡献不再由职位等级决定，而是由实际投入的创造性劳动决定。时权记录成为评价贡献、分配资源的客观依据，打破了传统科层制中“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权力逻辑。

5.2 算法管理的边界与约束

智能时代的管理越来越依赖算法：算法分配任务、算法评估绩效、算法决定奖惩。但算法管理也带来新的风险：基于历史数据训练的模型可能形成“标签化”歧视，过度依赖自动化决策可能侵蚀人的自主性，算法黑箱可能导致责任归属模糊。

对算法管理进行制度约束，是智能管理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创造性劳动时权”可以发挥两方面作用：一是作为算法设计的价值约束，将公平、包容、责任等治理价值编码进算法逻辑；二是作为算法运行的监督工具，通过记录各环节的劳动投入，使决策过程可追溯、可问责。

5.3 跨边界协同的激励机制

智能经济的生命力在于解构传统壁垒、重构产业生态。产业边界、组织边界、地域边界正在被技术打破，跨边界协同成为常态。但如何激励多元主体跨越边界开展合作，仍是制度设计的难题。

“创造性劳动时权”提供了一种“通用贡献凭证”。无论来自哪个组织、哪个行业，只要在协同中投入创造性劳动，就获得可记录、可积累、可兑换的时权。这打破了传统激励机制受限于组织边界的局限，为更大范围的协同合作提供了制度基础。

六、智能家族体制：从血缘共同体到情感共同体

6.1 智能体成为家庭成员的趋势

随着具备情感交互能力和初级认知功能的智能体日益普及，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浮现出来：智能机器人、虚拟伴侣是否可能成为家庭的“第三类成员”？学者指出，智能体在家庭中的角色与功能，不仅局限于物质支持，更在于情感交流与陪伴。通过赋予名字、角色并参与家庭仪式，智能体的“成员”身份正在逐渐获得认可。

这一趋势对传统的“家”的概念构成挑战。传统家庭理论强调物理空间的共享、生物性纽带的维系、婚姻关系的制度性认同。但智能体的介入，正在推动家庭成员构成向非生命体方向拓展，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家”的内涵与边界。

6.2 家庭劳动价值的重新认定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也是“创造性劳动”发生的重要场所。照顾老人、抚育子女、情感陪伴、家务料理——这些看似平常的家庭劳动，其实蕴含着深刻的创造性：它们在塑造人、维系情感、传承价值。

智能时代为重新认识家庭劳动价值提供了契机。当智能体承担部分家务，家庭成员得以从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更多时间进行情感交流和精神创造。“创造性劳动时权”可以将这些家庭劳动纳入社会认可体系：照顾老人的时间计入“赡养时权”，陪伴子女的时间计入“抚育时权”，情感支持的时间计入“关怀时权”。这些时权积累可以转化为社会保障待遇、公共服务优先权，使家庭劳动的价值得到制度认可。

6.3 人机情感联结的制度回应

当家庭成员对智能机器人产生情感依赖，形成特殊的情感联结，制度应该如何回应？这涉及伦理、法律、社会政策等多个层面的问题。

从伦理层面看，需要将智能体纳入伦理讨论范畴，探索全新的伦理框架与规范。从法律层面看，需要界定智能体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明确责任归属和权益边界。从社会政策层面看，需要适应家庭形态的变化，调整相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

“创造性劳动时权”可以为此提供一种柔性框架。它不急于回答“智能体是否是家庭成员”的本质问题，而是聚焦于具体劳动的价值认定——无论劳动主体是谁，只要创造了价值，就应当获得认可。智能体协助完成的家庭劳动，其价值可以部分计入家庭成员的时权记录；家庭成员与智能体的情感互动，其投入时间也可以获得一定认可。这种功能性的认定方式，既回应了现实需求，又避免了本质主义的争论。

七、制度整合：创造性劳动时权的运行机制

7.1 时权的生成与记录

“创造性劳动时权”的生成，需要建立可信的记录机制。区块链技术为此提供了技术基础：每一次创造性劳动的开始和结束，通过智能合约自动记录；劳动内容经过加密存证，确保不可篡改；劳动成果的价值评估，通过多方参与的共识机制确定。

记录的内容包括：劳动主体身份、劳动时间区间、劳动类型（创作、治理、服务、关怀等）、协作方信息（包括智能体）、价值评估结果等。这些信息构成个人的“劳动时权账户”，终身有效、可积累、可转移。

7.2 时权的度量与估值

不同性质的创造性劳动，其价值如何比较？这需要建立多维度的度量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评估：创造性程度（从重复性到原创性）、社会贡献度（从私人价值到公共价值）、复杂程度（从简单操作到复杂决策）、情感投入（从事务性到情感性）等。

每个维度的评分，通过算法评估与人工复核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最终形成的“单位时间价值系数”，乘以劳动时间，得到本次劳动贡献的时权数值。这一数值既是收益分配的依据，也是社会贡献的证明。

7.3 时权的兑换与流通

积累的创造性劳动时权，可以兑换哪些权益？这构成了激励体系的核心。基本层面，可以兑换更高的社会保障水平、更优的公共服务待遇。进阶层面，可以在公共事务中获得更大话语权，在资源分配中获得优先权。发展层面，可以兑换学习机会、创业支持、文化交流等发展性资源。

时权的跨域流通，是制度效能的关键。一个人的时权，应当可以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之间转移和兑换。这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时权登记和兑换平台，制定统一的度量标准和兑换规则。

7.4 时权的治理与监督

任何制度都可能被滥用，创造性劳动时权也不例外。虚假记录、价值高估、兑换不公等问题，需要有效的治理机制加以防范。

一是建立多方参与的监督体系，包括政府监管、第三方审计、公众监督等。二是设置异议和申诉渠道，允许对时权记录和价值评估提出质疑。三是定期进行制度评估，根据实践效果调整完善。四是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制度化嵌入时权治理流程，使群众在规则制定中拥有实质性话语权。

结语：走向以人为中心的智能文明

智能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人类社会。在这场变革中，最容易迷失的是人的位置——当机器越来越“聪明”，人的独特性何在？当算法越来越“自主”，人的主体性何在？

“创造性劳动时权”的制度构想，试图回答这一时代之问。它以创造性劳动时间为核心尺度，重新度量人的价值；以人机协作为基本框架，重新界定劳动的边界；以贡献民主为政治理念，重新配置权力资源；以去部门化为组织原则，重新设计治理结构；以情感共同体为价值取向，重新理解家庭的意义。

这不是对技术革命的抗拒，而是对技术方向的引导。正如学者所言，推进社会智治，“不是用机器替代人，而是以技术赋能人、联结人、成就人”。“创造性劳动时权”的制度设计，正是要让技术发展始终锚定“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

当算力可以重塑权力，当算法可以决定分配，当智能体可以成为伙伴，我们更需要追问：什么是不变的？什么是不可让渡的？答案或许就在于人的创造性——那种提出新问题的能力、赋予意义的能力、共情关怀的能力。这些能力不会因机器智能的提升而贬值，反而会因机器的解放而更加珍贵。

“创造性劳动时权”的制度创新，就是要让这种创造性获得应有的社会认可，让每一位创造者在智能时代拥有体面的生活、有尊严的地位、有希望的前景。这是智能文明的伦理底线，也是《未来国策》的政治承诺。

当多元权力中心涌现、智能政府形态显现、直接民主时代来临，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凝聚共识、整合贡献、分配价值的制度载体。“创造性劳动时权”正是这样的载体——它让每个人的创造性劳动都被看见、被记录、被回报，让智能革命的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位创造者。

未来的制度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软实力”的竞争。谁能在智能时代率先构建起以人为中心的制度体系，谁就能在这场深刻变革中占据主动。“创造性劳动时权”的提出，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探索一步。它不追求终极答案，而是提供一种思考框架；不承诺完美解决，而是开辟一条可能路径。

智能文明的航船已经起航，制度的罗盘需要尽快校准。让技术服务于人，让创造引领未来——这是“创造性劳动时权”的初心，也是《未来国策》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