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从专用智能迈向通用智能，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生产关系革命。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标志着人工智能的影响已从技术应用层面跃升至驱动“技术-经济-社会范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高度。为适应这一变革，明确智能时代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运行规范，特制定本《语言文字规范》。本规范旨在确立智能经济体制、智能政治体制、智能治理体制、智能管理体制、智能家族体制、智能劳动生产体制六大领域的基本概念、运行原则与术语定义，为未来国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统一的语言框架。

一、智能经济体制

智能经济体制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算力为基础设施，以算法为价值创造工具的新型经济形态。它区别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传统服务经济的根本特征在于，其价值创造的核心源泉已从体力劳动替代、原材料加工转向基于大数据的认知决策与智能赋能。

数据要素：指经过采集、清洗、标注后可供机器学习的结构化与非结构化信息。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可共享性、自生长性，在使用过程中不仅不产生损耗，反而能够持续增值，因而成为智能经济的“石油”。

算法资本：指固化在软件程序中的决策模型与计算规则。算法不仅是技术工具，更是一种新型资本形态，它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学习，实现从经验判断到预测驱动的决策范式转换。

算力底座：指支撑算法运行的计算能力总称，包括中心云计算与边缘计算。算力是智能经济时代的核心基础设施，其规模与效率直接决定智能经济的发展水平。

人机协同生产：指人类劳动者与智能系统在生产过程中的深度耦合。工业化经验被编码为软件程序由智能设备执行，而人类则转向目标设定、价值判断与创新创造等高附加值环节，形成“技术赋能人、人控制技术”的双向增强闭环。

智能交换：指由智能体作为交易主体参与的资源配置活动。当智能体逐步演进为“经济主体”，将触发产权、税收、合同法等制度的系统性变革，需要建立智能体分级分类治理框架，明确其备案、审计与问责机制。

二、智能政治体制

智能政治体制是指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政治权力运行体系后形成的新的政治形态。它既不是技术决定论的“人工智能君主制”，也不是对人类政治主体的简单替代，而是人机协同的新型政治模式。

算法权力：指嵌入公共决策系统的算法所拥有的实质性影响力。当人工智能算法渗入现实权力运行体系，便能够以技术性“控制工具”的方式形成微观权力运行模式。算法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循透明性、可解释性与可问责性原则。

数字主权：指国家在数字空间中的最高管辖权，涵盖数据主权、算法主权与基础设施主权。在智能经济时代，国家竞争的核心正从领土、资源转向数据与算法，数字主权成为国家主权在智能时代的自然延伸。

智能立法：指针对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应用所进行的法律规范活动。智能立法需平衡技术创新与风险防控，建立智能体法律人格制度，为智能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提供法理基础。

政治智能化：指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家治理各领域的普遍而深度应用。政治智能化是社会智能化的核心侧面，其目标是提升政治系统的感知能力、决策能力与响应能力，但必须警惕以数学符号和复杂模型构建的“技术神权”对人类主体性的消解。

人机共治：指人类决策者与智能辅助系统在国家治理中的协同关系。人类作为最终决策者负责价值判断与伦理权衡，智能系统负责信息处理与方案生成，二者形成“智能辅助、人类主导”的治理格局。

三、智能治理体制

智能治理体制是指数字智能技术与治理场景深度融合后形成的新的治理范式。它超越了传统科层治理和数字治理，实现了从“连接整合”向“智能生成”的范式跃迁。

数智治理：指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智能技术与数字治理深度融合，推动治理理念、组织形态与运行机制朝着智能化方向持续演进的过程。数智治理遵循“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演进路径，借助机器学习从海量数据中提炼具有揭示性与可操作性的洞见。

预测决策：指基于数据智能的决策新范式。与传统依赖经验或有限信息的决策方式不同，预测决策能够深度分析历史数据与实时动态，更准确地预判趋势、识别风险，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社会感知：指通过物联网传感器和智能终端设备实时汇聚民情民意、感知社会风险的技术能力。基于社会感知系统，政府可以进行政策模拟与决策推演，提升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算法治理：指对算法本身进行的治理活动，包括算法备案、算法审计、算法解释等制度安排。算法治理旨在防止算法歧视、算法黑箱和算法合谋，确保算法运行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标准。

智能赋能：指通过智能技术提升治理主体能力的过程。智能赋能涵盖三个层次：赋能政府提升服务效能，赋权社会增强参与能力，赋智决策优化判断质量。

四、智能管理体制

智能管理体制是指利用机器设备、软件程序等技术手段操控并完成管理工作的制度安排。管理智能化的核心是将管理问题转化为可计算的问题，由计算机软件实施自动管理。

准确计算：指对管理问题的回答能够得出唯一正确、没有争议结论的方法。凡是客观的、公认答案的问题，均可通过固化到计算机软件中的计算公式实现自动回答。例如企业偿债能力评价，可通过计算“可用来还债的资金”与“需要偿还的债务”的差值得出准确结论。

因素穷尽：指对于暂时无法找到准确计算方法的管理问题，通过穷尽各种可能情况，在每种既定情况下寻找准确计算方法的策略。在可以穷尽的领域寻找准确计算方法，在未能穷尽的领域持续寻找优化方案，是管理智能化的基本逻辑。

人机结合智能：指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在人机协调下相互作用产生的新型智能形态。人机结合智能的水平直接影响企业群体智能，是智能管理追求的基础性成果。

企业群体智能：指企业组织中知识工作者与智能管理系统共同形成的整体智能能力。它是在人机结合智能、知识群体、智能管理系统和组织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是智能管理追求的最终结果。

智能决策：指配置企业资源、建立并维持运营秩序的智能化活动。智能决策的核心是按照管理大师西蒙的理论，将管理的核心问题——决策——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动化与优化。

五、智能家族体制

智能家族体制是指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在智能时代的组织形态与运行规范。随着具身智能、智能家居、家庭机器人的普及，家庭关系、代际传承与生活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具身智能：指具有物理身体的智能系统，能够在物理环境中感知、推理并与环境互动。具身智能体作为家庭成员的延伸，承担家务劳动、老人陪护、儿童教育等功能，成为智能家族的技术基础。

家庭数字孪生：指物理家庭的数字化映射，包括家庭成员的健康数据、行为模式、偏好习惯等信息。家庭数字孪生为智能家居系统的个性化服务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也带来隐私保护的新挑战。

代际智能传承：指通过智能系统实现家族知识、经验与价值观的代际传递。传统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被数字化记录与智能分析所补充，家族智慧得以更完整地保存与更精准地传递。

家庭伦理算法：指嵌入家庭智能系统的伦理决策规则。当智能体在家庭环境中面临价值冲突（如隐私保护与安全监护的权衡）时，需要预设的伦理算法进行判断，这些算法必须符合社会公序良俗与家庭成员的共同约定。

人机亲情关系：指人类家庭成员与智能体之间形成的情感联结。随着智能体日益具备情感交互能力，人机亲情关系的法律定位与伦理边界成为智能家族体制必须回应的新课题。

六、智能劳动生产体制

智能劳动生产体制是指智能时代劳动形态与生产关系的新规范。数智劳动作为数字劳动的高阶形态，正在重塑劳动的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

数智劳动：指劳动者运用智能工具、处理数据对象、生产数字产品或智能服务的劳动形态。数智劳动既要符合劳动的一般规定性——对象化的物质能量消耗，又要符合数智化的特殊性——以数据和算法为核心劳动资料。

劳动物质性：指任何劳动都必须依托并作用于物理世界的根本属性。数智劳动看似“非物质”，但其存在和运动离不开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程序员神经系统的葡萄糖代谢等物质能量消耗，这从根本上反驳了数智劳动“非物质性”的错误观点。

人机协作劳动：指人类与智能系统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协同关系。智能劳动推动人的智力和数字生产力协同发展，消解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传统界限，为人类解放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数字劳工：指在数字平台上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工作者。需要警惕数字资本主义对数字劳工的“无偿占有”式剥削，建立健全智能时代的劳动权益保护机制，确保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应有的报酬。

劳动解放：指智能劳动为人类创造的全面发展前景。随着智能劳动的升级迭代，人类逐渐可以畅享“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批判”的幸福生活，劳动从谋生手段转变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实现劳动解放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建构政府、资本、技术与劳动良性互动的数字平台。

智能分配：指在智能生产中创造的价值如何在资本、技术与劳动之间进行分配。需要前瞻性地建构智能时代的权益保护机制，在智能算法中嵌入“公平正义”观念，防范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相互勾结导致的权力扩张。

七、结语

智能时代不是对工业时代的简单延续，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范式革命。本规范所定义的智能经济体制、智能政治体制、智能治理体制、智能管理体制、智能家族体制、智能劳动生产体制，共同构成了未来国策的基本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人始终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智能技术是解放人类而不是奴役人类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教导我们：“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智能机器不是劳动者的对立物，关键在于社会制度如何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坚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与规范的语言指引，智能时代必将迈向更加公平、更有效率、更有尊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