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智能化时代的治理新范式

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已不再是科幻叙事中的遥远想象，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变革。当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以月为单位迭代进化，当区块链技术重构着价值交换的底层逻辑，人类社会赖以运转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正站在历史性的转折点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这一战略部署深刻揭示了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智能化时代，人们生活必须智能化，政治经济劳动生产必须智能化。

然而，技术赋能若仅停留于工具层面的“嫁接”，而无视其对治理逻辑的根本性重塑，无异于“在奔涌的河流中固守旧舟”。本文所阐述的《未来国策》构想，正是致力于推动治理逻辑与技术逻辑的深度融合——以智能合约作为制度运行的核心载体，以区块链构建可信秩序的基石，以人工智能实现决策智慧的跃升，最终走向智能化治理现代化的全新范式。这不是将技术“外挂”于既有体系，而是以技术为媒介重构治理主体关系、运行机制与价值导向，实现从“技术工具”向“制度共生”的根本转变。

一、智能合约：从交易工具到治理载体的范式跃迁

1.1 智能合约的技术本质与信任革命

智能合约的概念并非新生事物，但直至区块链技术的成熟，其真正潜力才得以释放。从技术本质上讲，智能合约是以计算机代码形式编写、部署于区块链之上的可自动执行程序。一旦预设条件被触发，合约将自动履行相应操作，不受任何一方主观意志的干预。这种机制创立的是一种以算法技术为核心的信任机制——交易双方无须相互信任，甚至无须相识，只需信任代码将严格按预设逻辑执行。

与传统合同相比，智能合约实现了三重根本性突破：其一，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预防”，代码执行的确定性大幅降低了违约可能；其二，从“人工执行”转向“自动履行”，消除了人为裁量空间与执行拖延；其三，从“信息不对称”转向“完全透明”，链上数据对全部参与方公开可查。玻利维亚准总统帕斯在施政蓝图中提出，将政府采購与公共工程合约全部上链，正是看中了智能合约“让权力无法随意被使用”的独特价值——不是制度不完整，而是“权力太多掌握在人手中”，区块链与智能合约能够从技术上压缩贪腐空间。

1.2 从民商事领域向公共行政的延伸

当智能合约在民商事领域的应用日趋成熟，其向公共行政领域的延伸便成为自然逻辑。行政本质上也是一种“管理的合约”——它是由社会公众与治理主体缔结的、关于彼此该如何行动的共识。将这一共识转化为可自动执行的代码，意味着行政行为可以成为一种“智能化的自动化程序”。

具体而言，当行政机关将实施某种行政行为的条件、规则转化为智能合约代码并部署上链，系统便能够自动识别相对人申请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或通过“预言机”机制从外部获取信息以判断是否需要依职权作出行政决定。条件满足后，合约自动进入执行程序——权益授予、资金划转、许可发放等操作无需人工介入即可完成。这不仅是效率的提升，更是治理理念的革新：从“人工行政”走向“智能行政”，从“经验判断”走向“代码共识”。

重庆市和深圳市的电子证照应用实践已初显这一趋势。通过将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等常用证照上链，智能合约可自动验证列入服务目录的电子材料，去除繁琐的纸质材料流转，民众可通过手机便捷携带和使用证照，同时区块链的不可篡改特性确保了证照的真实可靠。

1.3 《未来国策》中的智能合约治理架构

《未来国策》的设计远不止于将现有行政流程“上链”，而是以智能合约为核心载体重构治理体系的底层架构。这一架构包含三个层级：

基础层——国家主权区块链网络。 作为制度运行的数字底座，该网络采用“公有属性+许可机制”的混合架构：核心共识节点由经法定程序认证的机构运行，确保国家主权对关键数据的监管能力；同时开放接口允许各类社会主体部署应用合约，形成“一国一链、多链共生”的生态格局。

核心层——智能合约库。 将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行政规范转化为标准化的智能合约模板，形成覆盖财政资金管理、公共资源分配、行政许可审批、社会保障发放等领域的“代码化法律体系”。这一转化并非简单的“翻译”，而是对制度规则的再审视与再优化——消除模糊表述、压缩裁量空间、明确触发条件、预设争议解决路径。

应用层——多主体协同治理接口。 为政府部门、企业组织、社会团体、公民个人提供差异化的交互界面，使不同主体能够便捷地部署、调用、监督智能合约的运行。合约执行的全过程数据实时上链，形成“行为即记录、记录即追溯”的治理闭环。

二、政治体制的智能化重构：从科层治理到算法共治

2.1 代码化法律：制度运行的确定性与可编程性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但其运行始终面临“书面规则”与“实践执行”之间的鸿沟。语言的多义性、解释的主观性、执行的裁量空间，既是法律保持适应性的必要代价，也是治理失灵的潜在根源。《未来国策》提出的“代码化法律”并非要取代成文法，而是将法律规则转化为可编程的智能合约，实现制度的“双轨运行”。

在顶层设计层面，立法机关审议通过的法律，除传统文本形式外，同步形成标准化的“法律代码版本”。这一版本由专门的“法律-代码”转化机构负责编制，经立法机关确认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代码化法律的核心优势在于：第一，执行的强制性，预设条件一旦满足，合约自动履行，无人能够干预或叫停；第二，规则的确定性，代码逻辑消除了模糊地带与解释空间，使法律预期更加清晰；第三，运行的透明性，全部执行过程上链可查，任何主体均可验证法律是否得到严格实施。

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例，现行制度下资金层层下拨，每个环节都存在截留、挪用的风险。在《未来国策》框架下，转移支付规则被编码为智能合约——上级财政触发支付条件后，资金自动按预设公式分配至最终接收方账户，中间环节无权干预。贵州、湖南等地在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中的“共票”机制探索已初步验证了这一思路的可行性：通过智能合约自动记录各方对数据价值创造的贡献，实现收益的透明分配。

2.2 行政自动化：从人工裁量到代码执行

公共行政领域的智能合约应用，核心在于将行政行为从“人工裁量”模式中解放出来，实现“代码即行政”。这并非否定人的作用，而是将人力从重复性、程序性事务中释放，转向更具创造性和价值判断的工作。

在行政许可领域，智能合约可构建“自动审批”系统。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经预言机验证符合法定条件后，合约自动生成许可文件并上链存证，整个过程无需人工干预。这不仅大幅提升了审批效率，更从技术上杜绝了“吃拿卡要”的可能。在行政处罚领域，智能合约可依据传感器、监控设备等物联终端传输的数据，自动识别违法行为并执行标准化处罚——例如，车辆超速信息经交通管理系统验证后，智能合约自动生成罚单并完成扣款。

政府采购是智能合约应用的典型场景。当前政府采购中存在的寻租空间、暗箱操作等问题，根源在于信息不透明和人为干预空间。将采购规则编码上链后，从招标公告发布、投标文件提交、资质自动核验到中标结果确定、合同履行付款，全部流程由合约自动执行。玻利维亚新政府的“区块链反贪腐计划”正是瞄准这一方向——所有政府采購与公共工程合約上链，由程式自動執行批核流程，減少官員的人為裁量空間，也降低貪瀆、回扣與暗箱操作的可能性。

2.3 透明化治理：权力运行的实时监督与可追溯

透明是腐败的天敌，而智能合约将透明推向极致。在传统治理模式下，信息公开依赖于行政机关的主动披露，公开什么、何时公开、以何种形式公开，仍掌握在被监督者手中。《未来国策》框架下的透明化治理，实现了从“被动公开”向“主动透明”的根本转变——全部公共事务数据实时上链，任何主体均可随时查询、验证。

这种透明化治理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过程透明，每一笔财政资金的流向、每一个审批事项的进度、每一项公共决策的形成过程，均在链上留痕；二是规则透明，行政权力运行的规则被编码为公开的智能合约，任何人都可查阅并验证执行是否符合规则；三是责任透明，每一行政行为的执行者、触发条件、执行时间均被永久记录，形成可追溯的责任链条。

杭州市萧山区社会治理中心开发的“社会治理智能体”初步展现了这一图景。该平台实现政务服务“一网统办”、城市治理“一网统管”和社会民生“一网共治”的“三网融合”，各类紧急事件在线监控、社会治理问题即时感知。若叠加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机制，感知后的处置环节同样可实现自动化——无须等待层层批示，系统依据预设规则直接启动应急响应。

2.4 民主参与新形态：从代议制到可编程共识

智能化治理不仅重塑行政执行，更深刻改变民主参与的形式与内涵。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受限于时空条件，公民参与呈现“周期性投票+间歇性沉默”的特征。智能合约技术为民主参与提供了“可编程共识”的新可能。

在《未来国策》框架下，公共决策可设计为“交互式智能合约”。重大政策方案经法定程序形成后，转化为可投票的智能合约，公民通过数字身份验证后直接参与表决，投票结果实时上链、不可篡改。这既降低了参与门槛，也确保了结果的真实可信。杭州市小河街道的“红茶议事会”数字化实践已显雏形——通过“人工智能同事”应用系统，议事主题智能选择、议事简报自动生成、议事成果有效达成，形成“民主协商+科技支撑”的治理机制。

更进一步，智能合约可支持“流动性民主”或“委托投票”的自动化实现。公民可将特定领域决策权委托给信任的专家或组织，委托关系通过智能合约登记，每次投票时系统自动按委托关系分配权重。这既保留了直接民主的参与感，又吸收了代议制的专业优势，形成更具适应性的民主形态。

三、经济体制的智能化转型：从市场配置到数据驱动

3.1 数据要素的价值化与“共票”机制

智能化时代，数据已成为核心生产要素。与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不同，数据具有无限复制性、非损耗性、共享性和网络性等独特特征。然而，数据要素的价值化面临根本性难题：数据价值由谁创造？收益如何分配？现行法律虽已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中建立了数据保护框架，但在数据价值分配方面仍缺乏明确规范。

中国人民大学杨东教授提出的“共票（Coken）理论”，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原创性思路。该理论主张通过区块链与智能合约技术，以透明、可追溯的方式记录并量化各方对数据价值创造的贡献，从而构建公正高效的分配体系。《未来国策》将这一理念制度化，构建“数据贡献—价值量化—收益分配”的完整闭环。

具体机制设计如下：个人、企业、政府等主体在数据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的贡献被智能合约自动记录；数据产生经济价值后，智能合约依据预设的贡献权重自动分配收益；分配结果实时上链，各方可随时查询验证。这一机制使“数据生产者”真正成为“价值分享者”，解决了数据开发利用后的收益分配难题。

3.2 智能合约与市场信任机制重构

市场经济的运行高度依赖信任机制。传统信任建立在法律制度、社会信用、道德规范等复杂体系之上，运行成本高企且难以跨越“陌生交易”的信任鸿沟。智能合约以算法技术为核心构建信任机制，使“无须信任的交易”成为可能。

在《未来国策》的经济体制设计中，智能合约广泛应用于各类交易场景：商品买卖、服务提供、供应链协作、知识产权交易等，均可部署相应的智能合约。合约自动执行交易条款、自动交割资金资产、自动记录履约状态，既降低了交易成本，也消除了违约风险。更重要的是，链上积累的履约记录形成不可篡改的信用档案，为后续交易提供可信参考。

智能合约与预言机的结合，进一步拓展了其应用边界。预言机作为连接区块链与外部世界的桥梁，将现实世界的事件、数据安全地传输至链上，触发智能合约执行。例如，农作物保险合约可与气象预言机对接——当监测到干旱、洪涝等灾害数据达到触发阈值时，合约自动向投保农户支付理赔款，无需人工报案、定损、理赔。

3.3 自动化生产与分配：从企业组织到智能合约网络

智能化时代的经济组织形态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企业是科层制的集中体现——资本所有者雇佣劳动者，通过内部指令协调分工。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消解这一模式：当劳动资料从具体工具演变为通用智能生产系统，当劳动者从操作者转变为人机协同者，生产的组织方式必然随之变革。《未来国策》预见的未来图景是：经济活动将以智能合约网络为组织核心，形成“分布式生产+自动化协作”的新型模式。

在制造领域，“无人工厂”已不再是想象。特斯拉等企业大量采用智能机器人及自动化生产线，实现高精度零部件加工与整车装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化，生产指令可由智能合约直接下达——订单信息触发供应链合约，自动向原材料供应商下单；生产进度合约实时监控制造过程，异常情况自动预警或调整排程；物流合约协调产品配送路径，实现“订单—生产—交付”全流程自动化。

在分配领域，智能合约可实现“按贡献自动分配”。劳动者、数据提供者、资本投入者的贡献被实时记录量化，当经济收益产生时，合约按预设规则自动分配至各方账户。这既降低了分配成本，也消除了分配争议。清华大学朱旭峰教授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可能加剧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失衡，而《未来国策》的自动分配机制正是对这一风险的制度回应——通过技术手段确保价值创造的各方公平分享收益，防止资本独占智能化红利。

3.4 数字货币与智能化宏观调控

货币是经济的血液，数字货币则是智能化经济体制的核心基础设施。《未来国策》框架下的货币体系，以央行数字货币为基础，以智能合约为核心工具，实现宏观调控的智能化升级。

央行数字货币的可编程性，为货币政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精准工具。传统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准备金率等总量工具调节经济，难以精准触达特定领域。数字货币则可嵌入政策目标——例如，面向小微企业的专项信贷，可在数字货币中编码“仅可用于生产经营”“三个月内不得流向房地产”等约束条件，由智能合约自动执行监管。玻利维亚新政府计划将加密资产纳入国家外汇稳定基金，虽未采用央行数字货币形式，但其思路与之一致——将数字资产视为“可动用的外匯工具”，以应对美元短缺。

宏观审慎管理同样可借助智能合约实现智能化升级。系统性风险监测合约实时采集金融机构、市场交易、跨境资本流动等数据，当风险指标突破阈值时自动触发预警或启动应对措施。财政政策执行合约确保资金按预算精准拨付，杜绝截留挪用。税收征管合约在交易发生时自动分离税款，实现“交易即纳税”，大幅降低征管成本。

四、从技术赋能到制度共生：智能化治理的深层逻辑

4.1 治理逻辑与技术逻辑的有机统一

当前，不少智能治理实践陷入“技术工具论”误区——以为引入人工智能、建设数据平台就实现了治理现代化。殊不知，若技术仅是“外挂工具”叠加于既有体系之上，非但不能解决深层次问题，反而可能制造新的治理风险。例如，基于历史执法数据训练的风险预测模型，可能对特定社区形成“标签化”歧视；过度依赖人脸识别的社区安防，可能侵蚀居民隐私与自由；算法自动派单的网格任务，可能忽视基层干部的在地知识与情感判断。

《未来国策》的核心要义在于，推动治理逻辑与技术逻辑从“工具性嵌入”走向“制度性共生”。这不是将技术简单应用于治理，而是以技术为媒介重构治理主体关系、运行机制与价值导向。具体而言：

结构维度，打破条块分割，通过统一数字底座和开放接口，打通纵向层级与横向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多元主体在数据、资源、行动上的互联互通。过程维度，依托智能算法与协同平台，在议题发起、方案协商、执行监督、效果评估等全链条中嵌入动态反馈与智能辅助。价值维度，将公平、包容、民主、责任等治理价值编码进算法逻辑与平台规则，确保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公共利益。

4.2 技术封建主义的风险与制度应对

通用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技术的融合发展，在释放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孕育着新型权力形态的风险。华东师范大学余南平教授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新权力结构的形成，进而演化为以技术和数据为驱动的“技术资本主义”新形态。在这一形态下，技术进步不再单纯以满足社会需求或提高物质生产效率为导向，而更多转化为对数据垄断、认知操控与信息生态控制的竞争，开始出现“技术封建主义”体系——超越单纯的物质层面的剥削，渗透到意识形态与精神生产领域。

《未来国策》的制度设计必须直面这一风险。应对技术封建主义，需从三个层面构建防御体系：

技术层面，坚持区块链底层的开源开放，防止平台垄断与技术锁定。建设自主可控的区块链基础设施，核心代码公开可查，关键节点分布运行，从技术上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制度层面，构建算法权力规制框架，明确算法开发者的伦理责任、数据管理者的安全义务、智能合约使用者的监督权利。建立算法备案、审计、问责制度，确保“谁开发、谁负责，谁使用、谁担责”。价值层面，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度融入智能系统设计，在算法训练中嵌入公平性约束，在平台运营中强化公共性导向，防止商业逻辑侵蚀公共利益。

4.3 人机协同：智能时代治理能力的进化方向

“人工智能+治理”的终极形态，不是用机器替代人，而是以技术赋能人、联结人、成就人。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开创社会治理人机共生新图景”。这一表述深刻揭示了智能化治理的本质方向：人机协同，而非人机对立。

在《未来国策》的治理蓝图中，人机协同体现在多个层面：

感知层，智能系统通过物联感知、语义感知、视觉感知等技术，实时采集识别社会运行状态，将“人力巡查”升级为“全域感知”。决策层，人工智能通过分析非结构化数据和复杂因果关系，生成风险预测与趋势分析，辅助决策者预判不同方案的潜在后果。执行层，智能合约自动处理程序性事务，将人力从重复劳动中解放，专注价值判断和复杂问题。监督层，人类对智能系统保持最终控制权，在涉及重大权益的场景必须设置“人工复核”环节。

杭州市萧山区“社会治理智能体”的实践生动展示了这一图景。该平台构建“智能体+自然人”的人机互动模型，实现“简单事项机器办”“复杂事项专窗办”的双线并行。在矛盾调解领域，开发DeepSeek+“矛盾调解”系统，应用人工智能辅助决策分析研判全区事件，发现规律性问题提前预警预测，实现“治病于未病”。

4.4 适数化改革：制度体系的自我进化能力

智能化治理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制度创新。《行动计划》提出的“适数化改革”概念，精准抓住了关键——许多城市的政策、标准体系形成于大规模扩张时期，亟需破除数字化转型的制度性堵点，加快构建与城市发展新阶段、新目标、新任务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未来国策》将适数化改革贯穿始终，构建制度体系的自我进化能力。

在立法层面，建立“法律—代码”同步转化机制。新制定法律在发布文本版本的同时，形成标准化的代码版本，经立法机关确认后具有同等效力。这既保持了法律的权威性，又实现了制度的可执行性。

在标准层面，推动形成涵盖数字底座、转型场景、运营运维等领域的标准规范体系。围绕服务主体评价，制定规划咨询、建设实施、运营运维三类服务主体评价标准，构建闭环管理体系。

在组织层面，探索“数字专员”“社区算法审计员”等新岗位制度，提升基层数字治理能力。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的体制机制，破除“数据孤岛”，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治理愿景。

五、挑战与路径：走向智能化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进路

5.1 技术挑战：安全、隐私与可解释性

智能合约与智能化治理的深入推进，面临一系列技术挑战。首先是安全问题。智能合约一旦部署上链，其漏洞可能被恶意利用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2016年The DAO事件中，智能合约代码漏洞导致价值6000万美元的以太币被盗，至今仍是区块链领域的重要警示。《未来国策》的推进，必须将安全作为首要考量——建立合约形式化验证机制，在部署前对代码进行严格审计；设置紧急暂停机制，为异常情况保留干预通道。

其次是隐私保护。区块链的透明特性与隐私保护存在内在张力。政务数据上链，如何在保证透明的同时防止个人隐私泄露？技术层面，可采用零知识证明、安全多方计算、联邦学习等隐私计算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制度层面，明确数据采集边界、使用权限、安全责任，防止数据滥用与隐私侵犯。

再次是可解释性。人工智能决策的“黑箱”问题，在公共治理领域尤为敏感。当算法决定谁获得贷款、谁接受更严格审查，公众有权了解决策依据。推进可解释人工智能在公共决策中的应用，使算法推理过程可追溯、可理解，是智能化治理赢得公众信任的前提。

5.2 法律挑战：责任归属与规制框架

智能合约的法律属性是争议焦点。将其界定为“合同”“程序”还是“行为”，直接影响法律适用的路径选择。《未来国策》的推进，必须构建与智能合约特性相适应的法律规制框架。

在责任归属层面，智能合约运行中的损害由谁承担？算法开发者、数据提供者、部署使用者、审核监督者之间如何划分责任？可采取“先概括后具体”的归责思路，首先以强化主体注意义务的过错推定责任甚至无过错责任概括归结技术融合的法律责任，然后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具体的责任区分。

在规制框架层面，既要有专门面向技术融合的特别立法，也要注重在现有法律体系中嵌入适应性条款。将一般法律所包含的国家安全、知识产权、个人信息、平等保护等要求，融入智能合约的专门规则。同时，针对智能合约跨境运行的特点，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国际司法协作机制。

5.3 社会挑战：数字鸿沟与技术排斥

智能化治理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加剧社会分化。老年人、残障人士、低收入群体等数字弱势群体，可能因技术门槛被排斥在治理体系之外。正如国家数据局文件所强调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必须“精准识别老年人、儿童、残障人士等群体的服务需求，推动城乡数字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优化数字友好型人文环境”。

《未来国策》将“包容性”作为智能化治理的核心原则。在技术设计层面，推动“轻量化、适老化、无障碍化”的智能终端与界面设计，开发语音交互、一键呼叫、亲属代管等功能。在制度保障层面，保留线下服务渠道，确保数字弱势群体同样能够便捷获取公共服务。在社会教育层面，将数字素养纳入社区教育、干部培训、学校课程，提升全社会对智能治理的认知与参与能力。

5.4 实践进路：试点先行与渐进演化

智能化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遵循“试点先行、评估优化、逐步推广”的渐进路径。《未来国策》的推进，可在三个层面有序展开：

场景试点层面，选择财政资金管理、公共资源分配、行政许可审批等规则清晰、程序性强、社会效益显著的领域，率先部署智能合约系统。通过小范围试点验证技术可行性、评估制度适应性、积累实践经验。

区域示范层面，支持有条件的城市或地区建设“智能化治理示范区”，在更大范围内集成应用各类智能合约系统。示范区可探索“监管沙盒”机制，为技术创新提供弹性空间，同时确保风险可控。

制度推广层面，在试点示范基础上，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规范和技术标准。将成熟经验上升为法律法规，实现局部创新向整体跃迁的转化。

结语：迈向人机共生的治理新纪元

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重塑人类社会。生活必须智能化，政治经济劳动生产必须智能化——这既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制度演进的内在要求。《未来国策》以智能合约为核心载体，以区块链为信任基石，以人工智能为决策引擎，勾勒出智能化治理现代化的系统图景。

这一图景的核心，不是用机器替代人，而是以技术赋能人、联结人、成就人。智能合约让制度运行更加透明高效，区块链让信任构建更加坚实可靠，人工智能让决策智慧更加精准敏捷。但无论技术如何演进，治理的根本目的始终不变——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激发社会活力。

正如《行动计划》所强调的，要以数据驱动城市高效能治理、以数据创造高品质生活、以数据引领高质量发展。《未来国策》的终极追求，正是将广泛性、协同性、普惠性深植于智能系统的基因之中，使其具备如生命体般的自我调节、协同进化与价值坚守能力，让治理更贴近民意、让服务更便捷普惠、让成果由人民共享。

站在技术革命与治理变革的历史交汇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治理逻辑与技术逻辑的深度融合，必将开创人机共生的治理新纪元，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支撑，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 杨东. 新质生产力的全球表达：数字经济治理中国方案与涉外法治大模型的创新实践[R]. 温州大学法学院讲座, 2025-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