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第二十五条的历史方位

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社会运行的2026年至2035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最深刻的货币重构。当算法驱动的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呈指数级增长，当智能合约自动执行国际贸易结算，当科技巨头发行的数字代币开始在跨国供应链中承担交易媒介职能，传统主权货币的边界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在这一历史性变局中，《未来国策》政治经济体制第二十五条以极具前瞻性的制度设计，给出了中国在AI时代的答案：“国际电子货币只能用于国际交易（国外经济循环），个人同意国家完成外贸平台完成。”

这一条款看似简洁，实则构建了AI时代货币主权、数据主权与平台主权的三位一体框架。它既是对当前数字贸易发展趋势的深刻回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24年已明确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跨境结算、移动支付等领域国际合作”，也是对更长远未来的战略预判——当智能体（AI Agents）开始替代人类进行跨境交易，当去中心化金融与主权数字货币形成复杂互动，国家如何确保经济循环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学理论、国际比较视野、技术实现路径三个维度，对第二十五条进行系统阐释。

一、概念界定：什么是“国际电子货币”？

理解第二十五条，首先需要廓清“国际电子货币”这一核心概念。在AI时代，货币形态已超越传统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单一范畴，呈现出多元化的存在形态。

第一类是主权数字货币的国际流通部分。 以数字人民币（e-CNY）为例，其设计之初即明确了“双层运营”与“可控匿名”原则。但国际交易场景中流通的数字人民币，与国内流通版本在功能定位上存在本质差异：国际流通版本需要满足跨境支付效率、智能合约兼容、多币种兑换等技术要求，同时也面临更复杂的资本流动管理挑战。2024年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智慧口岸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探索智能撮合、智能合约、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正是对这一方向的先行探索。

第二类是科技巨头发行的稳定币与支付工具。 在国际支付领域，传统卡组织与新兴科技平台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国务院2025年发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通知中，专门提及“鼓励金融机构和支付服务提供者率先推出电子支付系统国际先进标准”，这实际上是对国际电子支付标准制定权的战略布局。当Meta、Apple等科技公司试图构建封闭的支付生态，当跨境社交电商催生新型结算需求，国际电子货币的形态将更加碎片化。

第三类是智能合约驱动的 programmable money。 AI时代最具革命性的货币创新，在于货币的可编程性。通过智能合约，资金流可以与信息流、物流实现原子级协同——货物签收瞬间自动触发跨境支付，汇率风险通过算法实时对冲，贸易融资嵌入每一笔交易环节。这种“货币即服务”的形态，正是第二十五条所要规范的核心对象。

二、双重循环：货币主权的战略切割

第二十五条的基石性设计，在于将电子货币严格区分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两个体系。这种“货币双重循环”架构，源于对AI时代资本流动特征的深刻认知。

（一）国内循环：数字主权的基本盘

在国内经济循环中，电子货币承载的不仅是交易媒介职能，更是经济数据、消费行为、社会信用的底层基础设施。当AI算法能够通过支付数据精准刻画个人信用画像，当消费流向成为产业政策制定的依据，当小微企业融资依赖支付流水而非抵押物，国内电子货币系统事实上已成为国家治理的数字神经系统。

因此，第二十五条隐含的第一层逻辑是：国内电子货币系统必须保持高度的自主可控。 这意味着：

• 国内支付标准由主权国家制定，而非国际卡组织或科技巨头主导；
• 个人消费数据原则上在国内循环，避免跨境流动引发的隐私与安全隐患；
•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受国际资本流动的短期扰动，确保利率、汇率政策的有效性。

（二）国际循环：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工具

与国内循环的审慎保护相对应，国际电子货币承担的是完全不同职能——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在这一领域，政策的基调是开放与合作。2024年发布的《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建立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机制，加强跨境结算、移动支付等领域国际合作”，正是国际循环的顶层设计。

国际电子货币的核心使命包括：

• 为跨境电商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支付清算服务；
• 在双边与多边贸易中逐步扩大本币结算份额；
• 探索与东盟、中亚、金砖国家等的支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在AI驱动的数字贸易中争取规则制定权。

（三）“隔离墙”的制度价值

将国内与国际循环严格切割，实质上是构建一道货币领域的“数字防火墙”。这道墙的存在，既防止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当美联储激进加息或国际热钱大进大出时，国内货币环境仍能保持相对独立；也防止国内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被国际套利资本滥用——确保货币政策服务于国内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这一首要目标。

这种制度设计，与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揭示的“双向运动”理论高度契合。波兰尼指出，市场扩张必然催生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在AI时代，国际电子货币的无序扩张即是“市场扩张”的最新形态，而第二十五条所构建的双重循环体系，正是主权国家在超国家资本压力下进行的制度性自我保护。

三、平台枢纽：外贸平台的法定职能

第二十五条后半句“个人同意国家完成外贸平台完成”，揭示了AI时代国际贸易的核心机制——平台作为国家授权的交易枢纽。这里的“外贸平台”，不是传统的B2B网站或跨境电商独立站，而是一个深度融合AI、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国家级数字贸易基础设施。

（一）平台的技术架构

从技术视角审视，未来外贸平台将具备以下特征：

第一，统一的国家级入口。 借鉴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建设经验，将海关、税务、外汇、物流、金融等职能整合于同一数字平台。2024年九部门发布的智慧口岸建设指导意见中，已明确提出“深化‘通关+物流’‘贸易+金融’建设，覆盖跨境贸易全链条业务”，这正是平台化建设的早期探索。

第二，AI驱动的交易撮合。 平台的智能引擎能够根据全球供需数据、物流成本、汇率走势、关税政策等变量，为企业提供最优交易匹配建议。这种“智能撮合”能力，在2024年政策文件中已被列为重点探索方向。

第三，智能合约自动执行。 当交易条件满足预设规则——如货物完成清关、质量检验合格、外汇到账——智能合约自动完成支付结算。这种“代码即法律”的执行机制，极大降低了跨境交易的信任成本与履约风险。

第四，区块链存证与追溯。 所有交易信息、资金流向、物流轨迹均在区块链上留痕，形成不可篡改的数字证据链。这不仅便利监管与审计，也为贸易争端解决提供可信依据。

（二）“个人同意”的法理内涵

“个人同意”四个字，看似是对交易自主权的确认，实则蕴含着更深层的制度逻辑。

其一，个人作为交易主体的法律地位。 在AI大量替代人类决策的时代，自然人的知情权、选择权、同意权必须得到制度性保障。当智能体代理个人进行跨境购物、服务采购、数字内容交易时，最终的交易确认权仍归属于个人。这既是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精神的延续，也是对AI时代“人类主体性”的法律确认。

其二，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当个人通过外贸平台进行跨境交易，实质上是将部分交易职能委托给平台——包括跨境支付、报关清关、外汇结算、争议解决等。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法律化、规范化，是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其三，个人数据主权的实现路径。 个人在跨境交易中产生的行为数据、偏好数据、信用数据，既是个人的数字资产，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通过“个人同意”机制，个人得以在知情的前提下决定数据的用途与流向，而国家则通过平台统一归集、脱敏、分析这些数据，为贸易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三）平台作为“制度型开放”载体

2025年国务院通知中，明确提出“打造国家制度型开放示范区”的目标。外贸平台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对内，它是制度创新的试验田——数字身份跨境认证、电子签名国际互认、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等，都可以在平台上先行先试；对外，它是中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依托——当越来越多的国际交易通过中国主导的平台完成，中国在贸易规则、支付标准、数据治理等领域的话语权将显著提升。

四、AI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第二十五条的理论基础

任何重大制度创新背后，都有其深厚的理论逻辑。第二十五条的设计，既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继承，也吸收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刻洞察。

（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揭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当生产力发生革命性变革时，既有的生产关系必然面临调整压力。当前AI技术的跃迁式进步——有学者判断“到2026年底AI推理能力将超越最聪明的人类个体”——正在重塑价值创造的方式。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生产关系核心的货币制度、交易规则、分配机制，必须进行适应性变革。

第二十五条的深层逻辑，正是通过制度创新使生产关系适应AI时代的生产力发展：当AI能够自动完成跨境交易，就需要平台作为监管中介；当算法能够瞬时转移巨额资本，就需要双重循环作为缓冲机制；当智能合约成为交易执行的主要形式，就需要国家背书的法律框架作为保障。

（二）利润率下行趋势的制度回应

华福证券202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无论AI是否是真正的科技革命，在美国资本主义框架下都难以避免加剧经济内在矛盾——“科技革命是一个通缩过程，资本为逐利而创新，但创新扩散的宏观结果却是利润率下行”。这一“微观理性与宏观结果的悖论”，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困境。

第二十五条提供了破解这一悖论的中国方案：通过将国际电子货币严格限定于国际循环，既保持国内产业的适度保护，又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通过平台统一归集贸易数据，既提升微观主体的交易效率，又为宏观调控提供数据基础；通过“个人同意”机制，既尊重个体经济自由，又维护国家经济主权。

（三）人工智能君主制的制度规避

有学者警示，AI全面接管人类治理权的“人工智能君主制”正在成为一种技术可能——“由人工智能全面接管人类的治理权，将人工智能系统置于国家治理的最高位置”。这种设想虽然能够提升决策效率，但也存在算法偏见、伦理缺失、技术霸权等严重风险。

第二十五条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对AI权力的驯化与约束。在外贸领域，AI可以担任交易撮合者、风险评估师、合规审查员，但最终的交易确认权——“个人同意”——始终掌握在人类手中。这既发挥AI的效率优势，又确保人类对重大决策的最终控制权，是对人工智能君主制的有效规避。

五、国际比较：三种模式的竞争与互鉴

在国际层面，围绕AI时代货币与贸易治理，正在形成三种代表性模式。

（一）美国模式：发展优先与市场主导

美国奉行“发展优先、监管滞后”的策略。特朗普政府时期，AI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本国技术的广泛扩散来实现主导地位”。在支付领域，美国依靠Visa、Mastercard等卡组织以及PayPal、Apple Pay等科技平台主导全球市场。这一模式的优势是创新活跃、扩张迅速，但缺陷同样明显——缺乏对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市场垄断的有效监管，2008年金融危机与2023年区域性银行危机，都与支付体系的无序扩张密切相关。

（二）欧盟模式：规则优先与监管驱动

欧盟采取的是“规则优先”策略。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到《数字市场法案》（DMA）、《人工智能法案》（AI Act），欧盟试图通过系统性的法律框架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在支付领域，欧盟力推单一欧元支付区（SEPA）建设，强化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监管。然而，过度监管也带来创新活力不足的问题——欧洲至今未诞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支付平台或AI企业。

（三）中国模式：发展与安全动态平衡

中国在两种模式之间走出“发展与安全动态平衡”的第三条道路。一方面，在支付创新领域保持开放包容——移动支付普及率全球领先，数字人民币试点有序推进，跨境结算探索持续深化；另一方面，在风险防控领域保持审慎克制——对数据跨境流动、资本账户开放、支付牌照准入等实施严格管理。

第二十五条正是这一模式的集中体现：通过双重循环体系平衡开放与安全，通过平台枢纽平衡效率与监管，通过个人同意机制平衡创新与伦理。这一制度设计的优越性，正在国际比较中日益凸显。

六、技术实现路径与制度配套

第二十五条的有效实施，需要一系列技术基础设施与制度配套作为支撑。

（一）技术基础设施

可信数字身份系统。 跨境交易的前提是身份可信。需要构建国家级的数字身份认证体系，实现与各国数字身份系统的互认互通。国务院通知中提出的“开展数字身份跨境认证与电子识别”，正是这一方向的重要部署。

主权区块链网络。 跨境交易存证、智能合约执行、争议解决仲裁，都需要一个自主可控的区块链底层网络。这一网络既要具备高性能、高安全的技术能力，也要符合中国法律与监管要求。

跨境数据交换枢纽。 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建立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数据交换通道，实现报关数据、物流数据、支付数据的合规流动。2024年政策提出的“推进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建设”，正是这一枢纽的雏形。

（二）制度配套

跨境数据流动规则。 明确重要数据、个人信息的出境标准与程序，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数据有序流动。

智能合约法律效力。 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智能合约的法律地位、生效条件、争议解决机制，为AI驱动的自动交易提供法律依据。

国际规则对接机制。 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多边与区域规则制定，推动中国方案成为国际标准。

七、风险挑战与应对策略

第二十五条的落地实施，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需要前瞻性的应对策略。

（一）技术风险

算法黑箱风险。 外贸平台的交易撮合、信用评估、风险预警高度依赖AI算法，算法的不透明可能导致歧视性结果或决策失误。应对之道是建立算法备案、评估、审计制度，确保算法的可解释性与可问责性。

系统安全风险。 国家级外贸平台一旦遭受网络攻击或系统故障，可能导致贸易中断、资金损失、数据泄露。需要构建多层次的安全防护体系，包括容灾备份、态势感知、应急响应等。

（二）制度风险

监管套利风险。 国际国内双重循环之间可能存在监管套利空间，部分主体可能通过虚假贸易、转移定价等方式实现资金违规跨境流动。需要建立跨部门的数据共享与协同监管机制，实现对异常交易的穿透式监测。

国际规则冲突风险。 中国主导的外贸平台与国际贸易规则、区域贸易协定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甚至冲突。需要加强国际规则研究，在制度设计阶段充分考虑与国际规则的兼容性。

（三）治理风险

平台垄断风险。 国家级外贸平台可能形成自然垄断，损害中小企业的议价能力与选择权。需要建立平台治理的制衡机制，包括价格监管、数据开放、服务标准等。

个人权利保障风险。 “个人同意”机制在实践中可能流于形式，用户在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点击“同意”。需要强化用户知情权保护，推动同意机制的标准化、可视化、可撤回。

八、结语：迈向人机共治的数字文明

站在2026年的历史坐标上回望，AI对人类社会的重塑才刚刚开始。有学者将我们这一代人称为“跃迁一代”（threshold generation）——站在从现代社会迈向“超智能社会”的临界点上，每一制度选择都可能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未来国策》第二十五条的深刻意义，正在于为这一跃迁提供了制度锚点。它既不是对AI的技术浪漫主义拥抱，也不是对数字变革的保守主义拒斥，而是在深刻把握生产力变革方向的基础上，对生产关系的创造性重构。通过双重循环维护货币主权，通过平台枢纽提升贸易效率，通过个人同意守护人类尊严，这一制度设计为AI时代的人机共治提供了中国方案。

正如郑永年教授所言：“人工智能就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核心，我们不能掉队，我们没有资格掉队，不仅不能掉队，还要迅速地赶上甚至超越。”第二十五条的落地实施，正是这一历史使命的制度承载。它既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全局，也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东方智慧——在一个算法日益主导的世界里，如何让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如何让数字文明兼具效率与温度，这是第二十五条试图回答的时代之问。

实现这一制度愿景，需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协同共治，更需要一代人对人类主体性的坚守与捍卫。当我们以自觉的姿态塑造AI时代的货币秩序、贸易规则与治理框架，我们不仅在书写中国经济体制的未来，也在为人类文明的下一个千年奠定基石。这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但也是通向人机共治、繁荣共享的数字文明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