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智能化时代的文明转型

当人类社会的车轮驶入2026年，我们清晰地看到，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辅助工具，而是正在成为重构生产关系的核心变量。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5年，我国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这一宣示的背后，是对人工智能“元技术”属性的深刻认知——它不仅是产业升级的助推器，更是重塑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制度性基础设施。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历史节点，我们必须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当人工智能从狭义智能迈向通用人工智能乃至超级智能，当人形机器人和智能体不再稀缺而是像水电一样普及，当数据成为比土地、资本更核心的生产要素，我们应当构建怎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既释放智能生产力的巨大潜能，又确保社会公平正义与人的全面发展？

本文提出的核心构想是：以智能经济为物质基础，以人工智能体制为制度框架，以智能化家族单元为社会细胞，构建“人机共生、智能向善”的未来社会新形态。 这一构想并非技术乌托邦，而是基于当前技术趋势与政策导向的必然推演。正如中央党校学者所指出的，在智能文明时代，人类将不再是唯一的生产者，人工智能将从辅助工具演变为自主生产者，人与人工智能将共同构成智能文明的生产者。这一深刻变革，要求我们必须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层面进行系统性重构。

第二章 智能经济：从生产力跃升到生产关系重塑

2.1 智能经济的内涵与本质特征

智能经济是人工智能技术深度驱动下产生的经济新范式。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相比，智能经济实现了从生产要素到生产力再到生产关系的系统性跃迁。

在生产要素层面，智能经济推动了两大变革：其一，数据从信息经济的“副产品”升级为数字经济的“新要素”，再跃升为智能经济的“核心资产”——它不仅参与生产，更通过机器学习实现自我增值；其二，劳动力要素从单一的人类劳动扩展为“人类—人工智能”协同的新劳动力形态，具身智能体和智能体开始作为新型生产者进入经济系统。

在生产力层面，智能经济实现了从信息化（流程优化）到数字化（业务重构）再到智能化（自主决策）的质变。以大模型驱动的智能系统具备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能力，能够在复杂环境中发现新规律、提出新问题。这意味着，生产力不再仅仅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而是人类与人工智能共同构成的复合认知能力。

在生产关系层面，智能经济的冲击最为深刻。传统经济运行的“人控型”逻辑正在向“协同型、自治型”逻辑演化。当智能系统成为生产和协同的新型主体，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分配方式、劳动组织形式都必须重新定义。中国科学院大学孙毅教授指出，智能经济的本质并非技术迭代，而是生产关系的系统性重构——人机协同重塑劳动形态，数据要素重构分配机制，跨界融合再造产业边界。

2.2 智能经济的运行机制

智能经济的运行建立在三大核心要素的协同进化之上：算法、算力与数据。

算法升维。当前人工智能算法正经历从“对话助手”向“数字化劳动力”的范式跃迁。智能体技术使人工智能具备任务闭环能力——它不再是等待指令的工具，而是能够自主规划、执行、验证的完整生产单元。多智能体系统之间可以协同互联，形成“系统之系统”，促使产业链从线性链式结构向动态智能网络演进。例如，工业多智能体系统可自主调度生产资源，实现跨工厂、跨区域的实时响应与弹性供应。

算力向绿。算力已成为集运载、计算、存储于一体的新质生产力。截至2025年6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085万架，智能算力规模达788EFLOPS。面向未来，算力基础设施正朝着“绿色普惠、异构融合”方向转型，液冷等节能技术成为可持续发展新方向。

数据向质。智能经济的价值创造正在从“数据堆砌”转向“高质量数据集驱动”。合成数据技术成为破解专业领域数据匮乏的关键——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高质量合成数据，可以大幅提升模型训练效率。同时，隐私计算与数据资产化管理，保障了数据在安全合规前提下的价值释放。

这三要素的协同进化，驱动着智能经济的核心循环：数据→智能→数据。人工智能系统消费数据产生智能，智能应用于生产创造新数据，新数据再反哺模型迭代——这一闭合回路以更低的边际成本实现价值的指数级增长。

2.3 智能经济下的产业形态变革

智能经济正在催生全新的产业形态。

智能体经济的崛起。智能体（AI Agent）已融入钢铁高炉温控、纺织库存管理、零售仓储调配等不同行业的生产经营环节。它们不再是单纯的软件程序，而是具备“感知—决策—执行”闭环自治能力的新型生产单元。消费领域的AI代理则整合服务入口，为用户提供无缝的个性化生活管理，催生了AI即服务（AIaaS）、平台化智能运营等全新商业模式。

具身智能的爆发。人形机器人正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和家庭。我国多款机器人已批量进驻生产车间，加速人工智能与工业制造的深度融合。值得关注的是，技术进步的速度远超预期：2024年初还步履蹒跚的人形机器人，仅数月后便能完成武术踢腿和侧空翻。这种迭代速度预示着，具身智能体将在2035年前后大规模进入社会生活各领域。

生成式经济的涌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创造的内容、代码、设计方案等数字生产物，正重塑文化创意、科研研发与知识工作的边界。在科研领域，“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推动科研范式从经验驱动向自主发现跨越；在设计领域，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已成为创意产业的基础设施。

第三章 人工智能体制：治理范式的系统性重构

3.1 从“工具赋能”到“制度嵌入”

当人工智能从技术应用上升为“新制度性基础设施”，体制层面的系统重构便成为必然要求。传统的治理逻辑建立在“人类—组织”二元结构之上，而智能治理必须应对“人类—人工智能—组织”三元共生的新现实。

这一范式转向体现为三重逻辑的叠加：

治理认知从经验理性转向算法理性。算法对风险的实时研判和对社会趋势的预测，使治理的科学化、前瞻性显著增强。传统的“事后处置”正在向“事前预测—事中干预”转变。

治理过程从部门流程导向转向数据驱动。政策执行不再仅依赖于预设程序，而是通过实时数据流的动态更新，实现调度、调整与预测的闭环。这使得治理系统具备响应速度和动态适应能力。

治理主体形态从科层体系走向人机共生。政务服务智能体、公共安全数字人、生态环境智能监测系统等逐渐嵌入治理流程，使治理不再是官僚制的单一执行，而成为人机协作的复合结构。

3.2 智能治理的制度耦合逻辑

治理智能化不是简单的“工具叠加”，而是需要算法、数据与制度的系统耦合。

算法的可解释性治理。算法提供了认知的跃迁，使治理决策能够超越有限理性进入预测性阶段。但算法并非天然中立，它所依赖的数据与模型可能包含偏见和局限。当前，大规模人工智能模型往往具有高度复杂性与不可解释性，政策执行一旦过度依赖算法输出，可能使治理过程失去公众可理解性。因此，推动可解释性人工智能发展成为治理工具的内在要求——建立第三方评估体系、透明算法逻辑，已成为治理智能化的基础前提。

数据的供给侧改革。作为新的治理要素，数据的地位甚至比算法更为根本。高质量的数据是人工智能运行的燃料，而数据产权、数据安全与数据流通的制度安排，则决定了治理资源能否公平配置。未来，治理若要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实现智能化优化，必须以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共享机制为基础，通过公共财政、法律法规保障弱势群体在数据利用中的权益，从而防止“数据鸿沟”成为新的治理难题。

制度的伦理规制。法律法规、伦理准则、容错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为人工智能嵌入治理提供制度护航。没有制度化的规制，人工智能的治理实践可能陷入效率至上的单维逻辑，忽视公平与伦理约束。算法、数据与制度三要素的动态平衡，是形成稳定而有韧性的智能治理生态的关键。

3.3 人工智能体制的核心架构

面向2035年，人工智能体制应包含以下核心模块：

智能体法律人格制度。当人工智能从辅助工具演进为“经济主体”，将触发产权、税收、劳动法的系统性变革。未来需要探索智能体法律人格制度，明确智能体的法律地位、权利能力和责任能力。如果人工智能系统在医疗、司法或公共安全中出现错误，后果由谁承担？是系统开发者、政府监管者，还是使用者？必须在制度层面设计责任拓扑扩散机制，确保责任在算法、人类和组织之间得到合理分配。

人机协同劳动标准。智能经济的发展首次推动传统劳动力要素向人与机器协同的新劳动力要素转变。必须建立适应人机协同的新型生产任务分配体系，推动职业分类动态调整，审慎界定人工智能智能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合理地位。建立基于算法共享、数据提供与行业知识沉淀的成果共享机制，构建人机友好、算法兼容的新型劳动关系。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制度。智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从“算力不足”转向“数据要素焦虑”。要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要素市场，完善合规高效的市场运行规则，推动公共数据依法开放与授权运营。建立健全数据流通安全治理标准，建设互联互通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培育多元市场生态，促进合成数据产业健康发展，深化数据资源全链条开发利用。

智能治理的协同机制。人工智能天然具有跨部门、跨领域属性，但现有政府职能部门仍按行业划分，导致“政策碎片化”——医疗人工智能归卫健委、工业人工智能归工信部，各自为政导致标准冲突、数据割裂。未来必须建立强有力的中央协调机构，打破部门壁垒，确保政策协同。

认知基础设施治理框架。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人类认知的默认层——它塑造着人们如何搜索信息、起草论据、评估风险和做出决策。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不仅是软件系统，更是“认知基础设施”。政策制定者必须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能够促进而非削弱人类批判性思维能力。这包括：要求人工智能系统透明呈现假设前提、内置结构化证据路径、在高风险任务中设置验证提示等。

第四章 智能化家族单元：社会结构的微观重构

4.1 家庭形态的智能演进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在智能文明时代，传统家庭形式正经历深刻变革。一方面，随着个体更加独立，结婚率和生育率延续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将更全面地进入家庭，智能宠物、人形机器人管家乃至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儿童可能变得普遍。

这种变革并非简单的“技术添加”，而是家庭结构与功能的系统性重塑。解放军总医院王立祥教授提出的“数智家庭”概念，为我们理解这一变革提供了框架：数智家庭是数智社区向私人生活空间的自然延伸，其核心在于通过人工智能实现家庭内部万物智联与外部智慧服务的无缝对接，打造安全、健康、舒适、低碳的个性化生活体验。

4.2 智能化家族单元的功能定位

智能化家族单元不仅是生活空间，更是生产单元、治理单元和价值单元。

作为生活单元的智能化家族。在智能化家族单元中，人工智能系统从“智能控制”迈向“主动服务”。具备边缘计算能力的“家庭智能中枢”能够学习家庭成员的行为习惯，理解场景意图，实现从“人控制设备”到“服务主动找人”的转变。例如，根据成员作息自动调节光照温湿度，根据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并联动智能厨电。在安全领域，发展集烟雾探测、燃气泄漏报警、非法入侵识别、老人跌倒检测于一体的主动安防体系。

四川省首个数字家庭试点小区的实践已经展示了这一图景：居民家中接入燃气报警器、烟雾报警器、水浸传感器、智能门锁、数字信息箱等二十余类智能设备，构建出完整的科技管家系统。这些设备通过“家庭大脑”统一管理，并与社区运营云平台互联，形成完整的服务闭环。

作为生产单元的智能化家族。在智能经济时代，家庭不再仅仅是消费单元，而日益成为生产单元。当人工智能承担大量重复性劳动，当远程协同成为常态，当个性化定制生产普及，家庭空间与生产空间的边界将日益模糊。智能化家族单元将配备微型生产设施——从3D打印机到智能种植设备——使家庭能够参与社会生产。同时，家庭成员可以通过共享个人数据、参与模型训练等方式，成为数据价值链上的生产者，从个人数据的合规使用中获益。

作为治理单元的智能化家族。智能化家族单元是智能治理的末梢节点。通过“家庭大脑”与“社区大脑”的互联，家庭能够实时接收公共服务信息，也能够将匿名化的运行数据反哺社区治理。例如，独居老人的异常活动模式可触发自动预警，社区能耗数据可优化公共资源配置。这种“感知—决策—执行”一体化的治理闭环，使基层治理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干预。

作为价值单元的智能化家族。在技术日益渗透生活的时代，家庭成为守护人性温度的最后堡垒。学者指出，当机器无处不在、习以为常时，真实的人际关系和稳定的社会纽带的重要性反而会凸显。智能化家族单元的设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确保技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价值。这意味着，在家庭智能化进程中，必须保留和强化促进真实人际互动的空间，防止技术异化。

4.3 从数智家庭到数智社区：社会组织的重构

智能化家族单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数智社区—数智家庭—数智公民”的一体化体系之中。

数智社区：公共服务的智能枢纽。数智社区是将社区从传统管理单元重塑为能够自我感知、智能决策、精准服务的“智慧生命体”。其核心是构建集物联网感知、边缘计算、数据中台、人工智能算法平台于一体的新型社区基础设施——即“社区大脑”。通过部署各类传感器和智能设备，实时汇聚人、车、物、事、情等多维数据，实现社区安全事件智能预警、公共资源动态调度、社区能耗优化管理等功能。

数智公民：数字时代的主体培育。数智公民的内涵超越拥有数字身份和技能的个体，更强调公民能够借助人工智能工具拓展自身能力、管理数字权益并参与社会共创。这需要构建统一可信的数字身份体系，探索建立面向个人的“数据空间”或“数据银行”机制，使公民能够授权、管理和追踪自身数据在流通与使用中的轨迹。

一体化协同的治理效能。“三数一体”体系的核心在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实现智能从社区公共基础设施向家庭生活内核渗透，并最终赋能于每一个公民，形成数据联动、服务协同、价值共生的智能共生社会有机体。这一体系将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社会—个人”的关系结构，使治理更加精准、服务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包容。

第五章 人机共生的政治经济学

5.1 生产关系的系统重构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通用人工智能正在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深刻变革。这一分析同样为我们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智能经济提供了理论工具。

劳动对象的维度跃升。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对象在空间与价值层面均实现了显著的维度跃升。空间上，劳动对象趋向高度虚拟化与数字化——数据、算法模型、虚拟环境成为主要的劳动对象，且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互动性与反馈性。价值上，劳动对象的生产效能呈现指数级提升，形成“数据→智能→数据”的闭合回路，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高的价值效应。

劳动资料的系统化。通用人工智能突破了传统劳动资料的专业化限制，呈现出跨领域、跨行业的通用性和泛化能力。传统的劳动资料大多为单一领域定制，而通用人工智能可同时适用于多个领域。劳动资料从“专业化工具集合”转向“智能生产基座”，边际成本大幅降低，迭代速度呈指数级增长。

劳动者内涵的扩展。在智能文明时代，人工智能将从辅助工具演变为自主生产者，人类与人工智能将共同构成智能文明的生产者。这意味着“劳动者”范畴必须扩展——不仅包括人类劳动者，还包括承担生产职能的人工智能系统。这引发了深刻的理论问题：人工智能创造的剩余价值如何归属？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动者的关系是互补还是替代？如何在分配制度上体现人工智能的贡献同时保障人类劳动者的权益？

5.2 分配制度的创新

智能经济的发展对传统分配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

数据要素参与分配。当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必须得到制度性界定。要建立与共创模式相匹配的价值分配体系，明确算法模型、核心数据、行业知识等新型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度，激励数据提供者、算法开发者、行业专家持续投入。

人工智能贡献的量化与归属。当人工智能系统独立承担生产职能时，其创造的财富应当如何分配？这一问题没有简单答案。一种可行的思路是：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集体智慧的物化，其创造的价值通过税收等机制进入公共财政，用于全民基本服务和社会保障。这既承认了人工智能的生产者地位，又确保了技术进步惠及全体人民。

劳动关系的适应性调整。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使劳动市场更加不稳定。传统劳动资料生命周期较长，为劳动者技能培训提供了缓冲期；而通用人工智能系统的快速自我升级，导致劳动者面临持续的技能失配和技术淘汰。必须构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培养和就业保障体系，确保劳动者在智能经济变革中拥有平等参与、公平受益的权利。

5.3 数字鸿沟与共同富裕

智能经济的制度竞争时代已然开启。中国要在这一竞争中胜出，必须确保智能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而非加剧社会分化。

弥合“数智鸿沟”。“数智鸿沟”呈现三重维度：网络基础设施鸿沟——覆盖范围、传输质量与可负担性的全球性失联与阶梯式落差；智能要素鸿沟——算力基础设施的非对称分布、原始创新能力的头部垄断以及高端智力资源的单向虹吸；安全防护鸿沟——应急响应机制、安全治理体系及网络安全教育的非均衡分布。国家必须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智能基础设施普及以及人工智能素养培训来弥合这些鸿沟，实现治理智能化真正普惠共享。

防范“技术封建主义”。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进步不再单纯以满足社会需求或提高物质生产效率为导向，可能更多转化为对数据垄断、认知操控与信息生态控制的竞争，形成“技术封建主义”。这种体系超越了单纯的物质剥削，渗透到意识形态与精神生产领域，导致社会治理与个体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侵蚀。必须通过制度设计，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而非成为少数主体控制社会的手段。

构建“智能向善”的治理体系。防范和化解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需要约束性的硬性工具将技术变革锚定在价值体系中，又需要在把握人工智能复杂性特征的基础上，引导和规范人工智能发展，实现以智管智、以网治网、以善治促善智。

第六章 迈向智能文明的中国方案

6.1 顶层设计：制度创新的战略路径

面向2035年，我国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建设已明确“时间表”与“任务书”：

到2027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到2030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智能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到2035年，我国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

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顶层设计层面坚持以下原则：

发展与安全并重。中国倡导的“发展与安全并重”方案，既不同于美国的“企业主导、缺乏长期路线图”模式，也不同于欧盟的“多重限制”路径。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建立覆盖技术、管理、法律的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特别是强化对生物特征、家庭隐私等敏感数据的保护。

效率与公平兼顾。治理智能化不能仅仅依赖效率逻辑，而必须与合法性逻辑相结合。唯有在制度设计、政策执行与社会认同之间实现平衡，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成为服务人民、造福社会的善治工具。

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协同。政府负责规划引导、政策保障与监管治理。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开放技术能力，与中小企业共同打造丰富的硬件产品与应用服务。支持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积极参与场景设计、体验反馈与伦理监督，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生态。

6.2 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弥合“数智鸿沟”不应只是单向的技术援助，而应是全球治理体系的范式重塑。中国在强化自主创新根基的同时，有责任推动将数智转型经验转化为全球普惠范式。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治理。应构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协商平台，确保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定，提升治理体系的合法性与包容性。依托《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制度贡献，将“智能向善”转化为国际共识。

技术共享与能力建设。通过跨境通信与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卫星遥感数据共享实现从“硬件输出”向“能力转移”的跨越，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跃迁。通过多层次研修平台构建人才培育体系，帮助后发国家缓解“智力赤字”。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作为面向未来的战略部署，“人工智能+”不仅承载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使命，也蕴含着中国为全球治理贡献新方案的可能性。要通过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确保智能红利惠及全球各个角落。

6.3 结语：人的全面发展是最终尺度

在智能文明的大门前，我们既满怀憧憬，又心存敬畏。人工智能将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将人类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人工智能将重塑治理体系，使公共服务更加精准普惠；人工智能将重构家庭生活，创造前所未有的生活体验。

然而，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技术发展的最终尺度是人的全面发展。无论人工智能多么智能，它终究是人类智慧的延伸；无论智能治理多么高效，它终究要以人民福祉为依归；无论家庭多么智能，它终究要守护人性温度。

正如学者所言，人工智能不仅要带来治理效能的提升，更要支撑治理秩序与价值体系之间的再平衡。在迈向智能文明的新征程上，中国有条件也有责任探索一条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潜能、又确保智能向善的发展道路——让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发力，让智能经济与共同富裕同向而行，让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交相辉映。

这，正是《未来国策》的核心要义，也是我们这一代政策研究者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