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智能化时代的范式觉醒

人类社会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度变革之中。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第四次革命——智能革命——正以雷霆万钧之势重塑整个世界。人工智能已不再是简单的技术工具，而是逐步演化为基础设施、生产主体乃至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从“技术应用”阶段跃升至“形态塑造”新阶段。这一历史性跨越，倒逼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做出系统性回应。

在智能化时代，人们的生活必须智能化，政治经济与劳动生产必须智能化。这并非技术决定论的简单宣示，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当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5亿人，普及率超过36%，当智能经济被写入国家规划并设定2030年智能体普及率超90%的目标时，我们已然站在新旧范式的分界线上。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框架需要被重新审视，而《未来国策》的核心命题正在于此：如何在智能化条件下实现劳动价值的回归？如何构建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

本文提出的“劳动价值回归与智能化经济人工智能体制”，正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系统回答。其中心思想明确：智能化时代到来，人们生活必须智能化，政治经济劳动生产必须智能化。这里的“智能化”不是技术叠加，而是系统性重构——是生产关系的再造，是分配逻辑的重塑，更是人的主体性在技术浪潮中的重新确证。

二、劳动价值论的人工智能展开：从创造性对象化到价值回归

二、劳动价值论的人工智能展开：从创造性对象化到价值回归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在智能化时代，这一理论非但未被颠覆，反而在更高层次上获得展开。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创造价值？这一问题在学界引发激烈争论。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回到人类对象性活动的本质。

（一）从活劳动到创造性对象化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深刻指出，机器作为对象化劳动，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在工业时代，机器只是人类体力的延伸，其价值局限于自身生产所物化的劳动。然而，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标志着人类对象化活动从“创造力的对象化”跃升至“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当人工智能不仅模拟人类行为，而且具备自主学习、迭代进化能力时，它便不再是单纯的死劳动，而成为活劳动的对象化延伸。

这一跃迁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在工业化阶段，活劳动与死劳动界限分明——工人劳动的时间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商品的时间，机器作为固定资本只转移价值而不创造价值。但在智能化条件下，人类创造性本身被对象化为智能系统，这些系统在与人类互动中持续进化，其价值不断提升。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惊艳登场，标志着机器从“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发展到“为人类创造性劳动服务”的新阶段。当智能体能够自主完成知识生产、方案设计、决策优化等创造性任务时，传统的劳动价值创造方式必然被重新理解。

（二）智能劳动：一种新型劳动形态

人工智能时代催生出“智能劳动”这一新型劳动形态。所谓智能劳动，是指人类与智能体协同进行的价值创造活动。它既不同于传统的手工劳动，也不同于机械化劳动，而是具有以下本质特征：

第一，人机协同成为基本范式。在智能劳动中，人类不再是单一的操作者，而是与智能体形成新型协作关系。劳动者通过使用人工智能突破自身认知和效率瓶颈，把效率提升到最大化，同时又在与智能体交互过程中促进人工智能的自我学习。这种协同不是简单的“人+机器”，而是“人×机器”的乘数效应。

第二，创造性劳动比重持续上升。智能化的历史意义在于将人类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转向更具创造性的工作。正如马克思所预见，当“直接劳动”不再是生产的巨大基础，当“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时，人类将进入以自由发展为核心的新境界。智能化正是这一历史趋势的技术实现。

第三，劳动的物化积累达到新高度。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劳动的物化积累发生历史性跃升。传统劳动资料更新周期长、受物理材料限制多，而智能系统可以基于数据和算法快速自我优化迭代。这意味着，每一代智能系统都凝聚着前人的创造性劳动，并以指数级速度实现价值增殖。

（三）劳动价值的回归：人与技术的重新定位

“劳动价值回归”构成《未来国策》的核心命题。需要追问：回归何处？何以回归？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劳动价值经历了深刻异化。劳动者从目的沦为手段，劳动从人的本质活动沦为谋生工具。智能化虽然带来技术飞跃，但如果放任资本逻辑主导，这种异化将进一步加剧。技术可能从解放手段转变为支配工具，形成所谓“技术封建主义”——超越物质剥削，渗透意识形态与精神生产领域。

劳动价值回归的实质，是重新确立人在技术体系中的主体地位。这意味着三个层面的变革：在观念层面，摒弃技术工具论，确立“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核心价值；在制度层面，构建保障劳动者权益、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体制框架；在实践层面，推动技术发展服务于人的解放而非奴役。

夏德仁委员提出的“人机协同”理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要用人工智能优先替代繁重、重复、枯燥和危险性大的人工劳动，将劳动者从上述岗位上解放出来，转移到更符合人的发展方向的具有创造性、更能激发人内在动力的高附加值工作岗位。这既是劳动价值回归的技术路径，也是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三、智能化经济体制：新形态的内涵与架构

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是《未来国策》的经济维度。智能经济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以数据、算力、算法为新型生产要素，重构产业体系和经济范式，实现从“人驱动机器”到“机器赋能人”的根本转变。相较于传统工业经济，智能经济呈现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等本质特征。

（一）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质变

在农业时代，土地与劳动是核心要素；工业时代，资本与技术跃居主导；信息时代，数据崭露头角；而在智能时代，数据、算法、算力共同构成新型生产要素体系。这三者相互驱动、协同作用，形成价值创造的闭环：

数据是基础性资源。作为劳动对象，数据实现了从自然物质向信息空间的迁移。与传统自然资源不同，数据具有非竞争性、规模报酬递增、无限复制性等独特属性。它不仅是被加工的对象，更在与算法互动中自我增殖，形成“数据→智能→数据”的闭合回路。

算法是核心能力。通用人工智能突破了传统劳动资料的专业化限制，呈现出跨领域、跨行业的通用泛化能力。一个基础模型经过微调可以同时应用于医疗、教育、金融等多个领域，使劳动资料从“专业化工具集合”转向“智能生产基座”。

算力是支撑平台。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算力决定了智能经济的规模和效率。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和5G网络，算力总规模位居全球前列，“东数西算”工程稳步推进，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硬件底座。

（二）生产方式的智能化重构

智能化经济体制的核心，是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变革体现在三个层面：

在微观层面，企业组织形态发生质变。传统科层制结构向网络化、平台化、生态化演进。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加快建设，柔性生产、质量管控、能耗优化等智能化应用广泛推广。企业竞争核心从规模经济、物质资源占有转移到数据资源、智能算法、技术标准和生态平台的构建与掌控上。

在中观层面，产业边界日益模糊。智能经济的生命力在于解构传统壁垒、重构产业生态。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生产与消费直接连接，一产二产三产的区分日趋相对化。平台型、生态型企业崛起，“AI+产业链”“AI+场景”的跨界协同创新成为常态。

在宏观层面，经济运行逻辑深刻变化。智能化使知识生产与扩散效率极大提升。大语言模型正成为一种新的“命题性知识”生产与组织方式，通过对海量数据学习发现隐藏规律与模式，并与传统产业相结合实现“指令性知识”的自动化完成。这将开启一个“智能启蒙”时代，使创新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化机制。

（三）分配制度的适应性变革

分配制度是经济体制的核心环节。智能化深刻改变了价值创造方式，也必然要求分配逻辑的相应调整。《未来国策》提出构建与智能经济相适应的新型分配制度，其要点包括：

确立按贡献分配的多元标准。在智能化生产中，价值由多方主体共同创造——既包括算法开发者、数据提供者，也包括行业知识沉淀者、应用场景贡献者。要建立与共创模式相匹配的价值分配体系，明确算法模型、核心数据、行业知识等新型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度，激励各类主体持续投入。

探索人机协同的权益界定。当智能体参与生产并创造价值时，如何界定其“权益”？这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法理问题。建议探索智能体法律人格制度，为智能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提供法理基础。同时，建立基于算法共享、数据提供与行业知识沉淀的成果共享机制，构建人机友好、算法兼容的新型劳动关系。

强化分配的制度调节功能。智能化具有技能偏向性和资本偏向性特征，容易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数字鸿沟加深。要发挥“有形之手”作用，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强化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工具作用，对收入差距进行合理化调节。特别要关注受技术冲击群体的利益补偿，确保技术进步成果惠及全社会。

四、人工智能政治体制：治理体系的智能化转型

政治体制的智能化转型，是《未来国策》的政治维度。当算法权力与跨境数据流动挑战传统国家主权理论，当智能体开始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当数智时代的新安全战略亟待构建时，政治体制必须做出系统性回应。人工智能政治体制的核心命题是：如何实现“AI治理”与“治理AI”的有机统一？

（一）数字主权：智能化时代的国家权力重构

数字主权是智能化时代国家主权的新形态。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成立“国家数字主权实验室”，集中研究数字主权对国家政治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这本身就表明问题的重要性。

数字主权包含三个层面：技术主权——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数据主权——对境内数据的管辖权和控制权；算法主权——对算法规则和价值导向的主导权。当阿尔巴尼亚任命AI生成的虚拟部长负责公共采购，当尼泊尔民众借助ChatGPT选出临时总理时，一个根本性问题浮出水面：国家的核心决策职能能否委托给外国技术产品？那些算法基于何种数据、遵循何种标准、体现何种价值，无人确切知晓。这表明，数字主权绝非抽象概念，而是关乎国家独立与安全的现实命题。

中国的应对之道在于构建“主权AI”框架。这一框架以政治自主、技术自主、文化自主为核心，确保国家在智能化时代拥有独立的决策能力、安全的治理工具和可控的发展路径。DeepSeek等中国自主开源大模型的成功实践，显示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独特优势。

（二）智能治理：AI嵌入政治过程的路径

人工智能在政治治理领域的应用已成趋势。美国公开的联邦人工智能应用案例超过1700例，英国政府为工作人员提供名为“汉弗莱”的AI系统用于日常工作处理，法国政府着手为公共部门部署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我国也应在智能治理领域积极探索。

智能治理的核心是处理好AI在政治过程中的定位问题。这需要明确“是治理AI，还是以AI进行治理”的根本区分。我们的立场是：AI应该被定位为辅助人类决策的工具，而非替代人类进行决策的主体。在政治传播、政策制定、社会治理等环节，AI可以发挥强大的数据处理和模式识别能力，为决策者提供更全面、更精准的信息支持；但最终的价值判断、政策选择和权力行使，必须由具备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的人来完成。

基于这一原则，建议构建分级分类的智能治理框架。一是建立智能体分级分类治理体系，明确备案、审计、问责机制；二是对AI参与公共决策的场景进行风险评估，确保关键决策环节保留人类最终控制权；三是推动算法透明化，对用于公共服务的算法进行开源或可解释性改造。

（三）AI官僚制：组织形态的智能化变革

AI嵌入治理体系，必然带来行政组织形态的深刻变化。所谓“AI官僚制”，是指人工智能系统与传统科层组织融合形成的新型治理结构。这一变革涉及三个层面：

在微观层面，AI作为辅助工具嵌入行政流程。基层公务员的人机协作意愿、AI官僚类型对协作行为的影响等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应通过制度设计引导公务员积极接纳智能工具，同时确保自由裁量权不被算法完全取代。

在中观层面，行政组织的运行逻辑发生变化。传统科层制以规则为本、程序至上，而智能化治理更强调数据驱动、精准回应。这要求重新设计行政流程、优化组织架构、再造服务模式。

在宏观层面，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方式深刻变革。智能平台成为政民互动的中介，政策制定可获得实时数据反馈，公共服务可实现精准供给。但也要警惕“数字精英民主”风险——当政治讨论转移到数字平台，能够娴熟使用数字工具的主要是城市精英和年轻群体，大多数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村地区和老年人的声音容易被忽视。善治与良治从来不是源自先进的工具，而在于对人的尊重、对正义的追求和对共同体的责任。

（四）制度软实力：智能时代的国家竞争

当智能体逐步演进为“经济主体”，将触发产权、税收、劳动法的系统性变革。智能经济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软实力”的竞争。中国要在这一轮竞争中赢得主动，必须在制度创新上取得突破。

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培育，亟需制度供给的系统优化。第一，激活数据价值，构建高效合规的流通体系，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要素市场，完善合规高效的市场运行规则。第二，重塑生产方式，构建人机协作的新型劳动关系，推动职业分类动态调整，审慎界定AI智能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合理地位。第三，打破产业边界，打造跨界融合的创新网络，支持建设面向重点产业的智能平台。第四，坚持共创分享，激发全社会多元创新活力，建立与共创模式相匹配的价值分配体系。

五、人机协同：劳动价值回归的实现路径

“人机协同”是《未来国策》的核心概念，也是劳动价值回归的实现路径。它既是一种技术范式，也是一种社会关系，更是一种价值取向。

（一）人机协同的本质内涵

人机协同的本质特征是“以人为本”和“以技为术”。这意味着：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中，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技术是工具而非主体。劳动者通过使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突破自身认知和效率瓶颈，把效率提升到最大化，极大增强人类原有的工作能力；同时又在人与智能体交互过程中，促进人工智能的自我学习，进一步拓展知识和技术的边界。

这一理解超越了两种偏狭观点：一种是技术乌托邦主义，认为AI将完全取代人类；另一种是技术保守主义，将AI视为异己力量加以排斥。人机协同的视野表明，人与技术是相互促进、共同成长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人变得更加“人类”——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专注于创造性活动；技术则变得更加“智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的需求和发展。

（二）教育变革：培养与智能共生的新一代

人机协同的实现，前提是人的准备。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强烈呼唤教育改革，要求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对人力资本新的需求。

教育机构必须走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面。这意味着：密切跟踪预测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前沿信息，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方案，提前布局未来新兴科技和产业的人才储备。更重要的是，教育目标要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创造性解决问题、人机协作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将成为智能化时代人才的核心素养。

针对当前技术迭代加速、一次性教育无法满足终身职业需求的情况，政府应承担起构建全社会普惠的终身学习体系的责任。通过提供在职培训机会，动态提升劳动者对技术快速迭代的适应性，让劳动者与技术共成长。特别要对受冲击较大行业的大龄劳动者提供免费培训，以适应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要求。

（三）社会保障：应对技术冲击的制度防线

智能化在创造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就业结构的深刻调整。技术进步具有技能偏向性，容易导致结构性失业和收入差距扩大。对此，必须筑牢社会保障底线，打造“技术与就业友好型”社会。

具体制度安排包括：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将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在制定产业、科技等重大政策时同步评估其对就业的影响；健全监测预警与服务体系，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就业冲击进行早期识别和预警，并及时提供职业咨询、岗位匹配和培训补贴等支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特别是要对受新技术冲击而失业的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

（四）共同富裕：人机协同的社会目标

从更宏观的视野看，人机协同是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这一论断基于以下逻辑：人机协同的本质是技术赋能于人，使每个劳动者都能借助智能工具提升自身价值；当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高附加值创造性劳动中，当技术进步成果通过制度安排惠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但同时要清醒认识到，技术本身并不自动导向共同富裕。正如阿西莫格鲁的技术包容性增长理论所揭示，技术创新方向与制度架构共同决定技术红利的分配格局。要通过制度创新引导人工智能向包容性方向发展——在技术研发层面，推动开发易用、可及的人工智能工具；在产业应用层面，构建公平竞争环境；在成果分配层面，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群体共享智能经济发展成果。

六、制度供给创新：塑造智能时代的“中国模式”

智能时代的制度竞争已然开启。中国要在这一轮竞争中赢得主动，必须立足自身优势，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智能经济发展模式。

（一）中国优势的制度基础

我国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具备独特优势：市场优势方面，14亿多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海量需求，为智能技术迭代提供丰富应用场景；设施优势方面，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和5G网络，算力总规模位居全球前列；产业优势方面，全球最完整工业门类为智能技术提供全链条试验场；制度优势方面，从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到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已形成支持智能经济发展的“四梁八柱”。

这些优势相互叠加、相互强化，构成我国智能经济发展的独特禀赋。特别是制度优势，能够确保在技术变革过程中保持战略定力，有效协调各方利益，为长期发展营造稳定预期。

（二）关键领域的制度突破

面向未来，需要在以下关键领域推进制度创新：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健全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基础制度，打通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数据壁垒。完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机制，规范数据采集、传输、使用、共享全流程管理，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新型劳动关系界定。探索建立适应人机协同的新型生产任务分配体系，推动职业分类动态调整，审慎界定AI智能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合理地位。建立基于算法共享、数据提供与行业知识沉淀的成果共享机制，构建人机友好、算法兼容的新型劳动关系。

跨界融合促进机制。推动工业经济体系向智能经济体系全面转型，加快建立以跨界融合为特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持建设面向重点产业的智能平台，推动生产与消费、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平台型、生态型企业，鼓励“AI+产业链”“AI+场景”的跨界协同创新。

包容性分配制度。建立与共创模式相匹配的价值分配体系，明确算法模型、核心数据、行业知识等新型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度。同步构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培养和就业保障体系，确保劳动者在智能经济变革中拥有平等参与、公平受益的权利。

（三）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人工智能治理是全球性议题。我国一向主张“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人工智能治理核心理念。在国际层面，应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防止单边主导和技术霸权。

中国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应把握以下原则：尊重各国数字主权，支持各国根据自身国情探索智能治理模式；促进技术包容发展，缩小数字鸿沟而非扩大国家间差距；坚持伦理先行，确保人工智能发展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开源共享，让技术成果惠及更多发展中国家。

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自主开源大模型的成功实践，显示了中国在推动通用人工智能发展中的独特优势。这一模式既不同于美国的闭路垄断，也不同于单纯的技术输出，而是以开源共享促进共同发展，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新的选择。

七、结语：迈向人机共生新文明

智能化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一次文明形态的重塑。面对这场变革，《未来国策》的核心主张是：在智能化条件下实现劳动价值回归，构建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

劳动价值回归，是要在技术狂飙中坚守人的主体地位。技术越是智能，越要追问：它为谁服务？它如何影响人的发展？它能否促进公平正义？只有将这些问题置于核心位置，才能确保智能化方向符合人类根本利益。

智能化经济体制，是要重构生产关系的制度框架。从数据要素市场化到新型劳动关系界定，从跨界融合促进到包容性分配设计，制度创新是智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应当转化为智能时代的竞争力。

人工智能政治体制，是要实现治理体系的适应性变革。数字主权重构国家权力边界，智能治理重塑行政运行逻辑，制度软实力决定国家竞争格局。在这一进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核心理念，确保技术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特殊利益。

历史地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带来社会关系的深刻调整。蒸汽机催生了工业资本主义，电气化塑造了垄断资本主义，信息化孕育了数字资本主义。智能化将催生何种社会形态，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与行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条件也有责任探索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逻辑的智能化道路——一条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人机协同为路径的发展道路。

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也是一项必须成功的探索。《未来国策》所勾勒的，正是这条道路的制度蓝图。在这张蓝图中，技术是手段而非目的，人是目的而非工具，智能化最终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智能机器承担重复劳动，当人类专注于创造性工作，当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所预言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将迎来实现的可能。

这是劳动价值回归的终极意义，也是智能化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