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智能化时代的必然奔赴

当时间的指针全面指向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人类社会已经不可逆转地跨入智能化时代。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形态变革。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式普及，到智能终端与智能体在千行百业的规模化应用，智能化正在像水和电一样，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据调查，当下使用人工智能的生活者比率已超过六成，其中近半数人每周高频使用，智能化已从概念走向日常。

然而，技术的单兵突进并不能自动转化为社会福祉的提升。当前，我们面临的深层命题是：政治体制如何借助智能化实现治理能力的跃升？经济体制如何在智能浪潮中完成生产关系的重构？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制度问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形态塑造”新阶段。这一战略部署的背后，是对智能时代国家竞争本质的深刻洞察——智能经济的制度竞争时代已然开启，国家间的较量归根结底是“制度软实力”的竞争。

正是基于这一时代背景，《未来国策》应运而生。其核心思想在于：智能化时代到来，人们生活必须智能化，政治经济劳动生产必须智能化。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智能治理与智能化全时全域，正是《未来国策》的两大支柱——前者指向国家运行方式的根本转型，后者指向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渗透。二者互为表里，共同勾勒出未来国家的全新图景。

上篇：智能治理——政治体制的重塑与跃迁

一、数字国家的兴起：从科层制到智能协同

智能化正在重塑国家形态。传统政治体制以科层制为核心特征，强调横向分权、纵向分层，通过合法性塑造与理性化控制来提升国家能力。然而，进入数智时代，这一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数字国家的兴起绝非简单地将新技术应用于治理场景，而是国家形态的重塑、国家运行的变革和国家范畴的拓宽。

首先，国家组织形态正从部门化、层级化走向扁平化、协同化。传统的政府架构依赖正式制度和组织边界来界定职能，但智能化技术的普及正在模糊这些边界。跨层级、跨部门、跨系统的业务协同成为常态，基于数字技术的业务流程重塑和组织结构变革快速推进。适应于数智时代的整体性政府，正在成为全球政府改革的共同方向。

其次，国家运行场域向数字空间深度拓展。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数字空间三重耦合，催生了全新的治理议题。面对新生数字空间的公共问题，国家权力主动进入，建立新机构、新规则和新能力，加快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这意味着，未来的政治体制必须具备“全域”治理能力——既覆盖传统的物理世界，也延伸至虚拟的数字世界。

再次，信息与算法正在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要素。从国家统计体系到数据治理体系，从登记认证到计算传播，国家计算系统日益成为现代国家运行的关键机制。数据、算法、算力等数智技术的广泛应用，切实提升了国家汲取、处理和应用信息的能力，增强了国家克服超大规模和超复杂性难题的能力。

二、智能治理的核心架构：国家计算与社会计算的融合

智能治理的实现，依赖于两大计算系统的构建与融合：国家计算与社会计算。

国家计算重在政治与行政事务的计算化处理。它针对政治决策、政策执行、监督问责、考核激励、政治安全等环节，进行常态化和泛在性计算。国家计算系统的核心逻辑是简约化和标准化——通过标准化程序和技术工具，对多来源、多模态的国家运行数据进行简化处理和理解。这一系统由采取中心化、科层制组织结构的行政体系来实施和运行，确保了制度化、稳定化和高效化。

社会计算则源于数智技术对社会的赋权。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化应用的普及，计算系统与社会系统深度融合。社会计算重在围绕社会运行过程、国家社会互动过程展开，如社会复杂性感知、社情民意分析、社会心态计算、公共舆论治理等领域。不同于国家计算的标准化逻辑，社会计算强调理解与应对复杂性，更依赖于多元主体的广泛介入和深度协同——社会公众、专业机构、社会团体、媒体和社群网络均可成为计算主体。

智能治理的更高境界，在于国家计算与社会计算的有机融合。一方面，国家计算需要吸纳社会计算的复杂性感知能力，避免陷入“标准化暴力”的陷阱；另一方面，社会计算需要对接国家计算的制度框架，避免陷入碎片化和无序化。二者的协同，构成了智能时代政治体制运行的基础设施。

三、人机协同的治理新形态

智能治理的核心命题，在于厘清人与机器的关系。国际实践给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启示。2025年，阿尔巴尼亚任命了全球首位人工智能生成的虚拟部长“迪埃拉”，负责公共采购事务；尼泊尔则基于ChatGPT的建议，选出该国首位女性临时总理。这两个事件引发了深刻追问：当核心政府职能依赖技术产品、依赖无法被充分解释和审查的算法时，国家主权独立的边界何在？

中国的立场清晰而坚定——“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在政治领域，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应该被定位为辅助人类决策的工具，而非替代人类进行决策的主体。善治与良治从来不是源自先进的工具，而在于对人的尊重、对正义的追求和对共同体的责任。最终的价值判断、政策选择和权力行使，必须由具备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的人来完成。

基于这一理念，人机协同的治理形态应确立以下原则：

第一，机器负责“效率”，人类负责“价值”。人工智能可以发挥其强大的数据处理和模式识别能力，为决策者提供更全面、更精准的信息支持，但涉及价值判断的环节必须由人类掌控。

第二，算法辅助而非替代。在政策制定、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环节，智能系统提供决策参考，但最终决定权掌握在人类手中。即使是经过充分验证的算法推荐，也需要经过人的复核与确认。

第三，透明可解释原则。应用于公共治理的算法，其设计逻辑、训练数据、判断标准应具备可审查性。不能让“技术黑箱”成为掩盖权力转移的烟幕。

第四，建立算法审计与问责机制。对于应用于公共领域的智能系统，应建立分级分类治理框架，明确备案、审计、问责机制，确保其运行符合公共利益。

四、全时全域治理的技术支撑

智能治理的“全时全域”特征，体现在时间维度的全天候响应与空间维度的全覆盖触达。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

在技术层面，需要集中统一建设全国一体化智能应用平台。当前，不少地区和部门的政府数字化存在分散建设和重复建设问题，数据、算力、算法等方面共享不足，造成一定程度的“数字泡沫”。如果各地一窝蜂地扎堆投入智能化转型，可能带来新一轮的“智能泡沫”。因此，必须通过全国性基础资源、能力体系、技术标准、应用范例等的顶层设计，加快推进跨层级跨部门的数据共享、算法共建和算力共用，使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降低成本、提高效能。

在制度层面，需要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提供制度保障。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应用场景千变万化，很难通过一套制度加以规范。这意味着有关智能治理的制度规范应该是开放、包容的，能够与技术进步同频共振，通过“用中管”“管中用”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用管结合”。应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典型应用场景，推动制定和执行伦理准则、安全规则与制度规范，使智能化转型在安全的前提下推进。

在人才层面，需要建立一支懂技术、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对党政领导干部与公职人员提出了新挑战。要加快推进领导干部人工智能培训，使他们具备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管理和服务的能力。既要推动人工智能课程融入干部教育体系，也要创新干部教育模式，通过人机协同的生成式教育来培养新一代的国家治理人才。

下篇：智能化全时全域——经济体制与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

一、智能经济新形态：从技术应用到经济形态的质变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从“人工智能+”行动的深化拓展，进入“形态塑造”新阶段。这一跃升的实质，在于认识到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像工业经济、数字经济一样，具备独立形态和完整体系的全新经济范式。

智能经济的本质并非技术迭代，而是生产关系的系统性重构。生产力的跃升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人工智能与千行百业的深度融合，已不再是简单的工具嵌入，而是对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产业组织形态、消费模式的全局性重塑。让人工智能真正从“技术变量”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增量”，关键在于破除体制机制藩篱，构建起适应技术快速迭代、产业深度融合、应用场景爆发的新型生产关系。

二、人机协作：劳动过程的重构与进化

在大模型生产时代，人机协作正在重塑资本主义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劳动过程。从表面上看，大模型生产下的人机协作通过智能增强和人机共创将人从单调、重复且枯燥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其专注于更具创造性的工作或任务。智能机器一跃成为人类的得力助手、工作搭档、良师益友甚至情感陪伴。

然而，必须辩证地看待这一进程。数字资本操控下的人机协作并不必然会给人类带来自由时间增加、工作意义提升和薪酬待遇提高的数字红利。从长远来看，智能机器的规模化应用可能促使知识工人习得技能的加速贬值，进而侵蚀人类复杂认知能力生成的实践基础。而且，“一键式生成”的数字便捷极易导致知识生产过度依赖人工智能，从而消弭人的创造力，引发劳动过程的“去技能化”。

因此，构建适应智能经济的新型生产关系，必须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原则：

一是建立人机协同劳动标准。需要明确界定智能体参与生产时的权益分配机制。当智能机器承担了相当部分的工作量，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如何分配？如何确保劳动者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不被剥夺应得的报酬？

二是构建劳动者技能提升体系。劳动者应主动提升工作技能，学习人工智能新技术。无论是车间工人、办公室职员，还是服务业从业者，都应主动学习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常用工具的使用方法。政府应大力支持开展人工智能技能培训，鼓励全民积极学习人工智能新技术，为劳动者提升技能创造各种有利条件。

三是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应加强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的工作风险评估，减少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在企业推进智能化改造过程中，劳动者可通过工会等渠道，向企业提出“技能培训配套”“岗位调整保障”等合理诉求，确保智能化改造不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三、智能体成为经济主体：制度创新的前沿议题

当智能体逐步演进为“经济主体”，将触发产权、税收、劳动法的系统性变革。这是智能经济时代最前沿的制度议题。

一方面，智能体在法律上应如何定位？是否需要探索智能体法律人格制度，为智能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提供法理基础？这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当智能体能够自主完成合同签订、交易执行、内容创作等经济活动时，其法律地位、权利义务、责任承担都需要明确界定。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产权归属如何确定？当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呈爆发式增长，但版权归属不清、价值评估缺失、交易渠道不畅等问题日益凸显。应加快探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认定、价值评估与交易流转规则，建立与人工智能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数据确权与版权保护体系。

此外，还需要建立智能体分级分类治理框架。不同类型的智能体，其自主性、风险性、影响范围各不相同，应采取差异化的治理策略。对于应用于高风险领域（如金融、医疗、公共事务）的智能体，应实施更严格的备案、审计、问责机制。

四、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当前智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从“算力不足”转向“数据要素焦虑”。中国智能经济要走出区别于美国“算力堆砌”模式的差异化路径，必须在数据应用的定价、确权、入表等制度创新上取得突破。

在公共数据领域，应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向人工智能企业合规开放。在医疗健康、交通出行、城市治理、生态环保等领域，探索多方安全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路径，实现“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融合开发利用。鼓励基于数据价值贡献的收益分配机制创新，加强数据供给激励，支持数据标注、数据合成等专业化服务发展，培育壮大数据要素市场。

在算力资源配置领域，需要优化智能算力“普惠共享”的配置机制。加快人工智能芯片技术攻关与软件生态培育，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局，完善一体化算力网络，充分发挥国家枢纽节点集聚效应。提升智能算力跨区域调度能力和供需精准匹配水平，创新算力云服务模式，推动智能算力供给向低成本、高可用、绿色低碳方向升级。强化算力、数据、网络、电力等要素协同配置，让中小企业像用电一样用算力，真正降低智能化转型的门槛。

五、智能化生活：从效率工具到生命体验

智能化全时全域的最终落点，是人的生活。当前，人工智能的使用情况仍以“提升效率”为主，例如用于处理工作或信息获取等场景。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生活者开始借助人工智能深化兴趣爱好，或帮助自己学习掌握新的知识与技能。一些生活者还通过与人工智能的互动来调节自身情绪，甚至有生活者在与人工智能深度对话的过程中，发掘自我内心、自我优势与特质。

研究发现，善于使用人工智能的生活者，往往更容易意识到自身的独特优势，并能够将与人工智能对话中获得的新视角与启发，转化为自己的灵感来源，逐渐形成一种与人工智能相互协同的关系。当人工智能逐渐渗透进生活，一种新的生活者姿态正在浮现——不少生活者开始将人工智能主动转化为自我审视、自我打磨的工具，巧妙借助人工智能之力发现并深化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

这一现象揭示了一个深刻趋势：智能化生活正从“工具理性”层面上升到“价值理性”层面。人工智能不仅是提高效率的工具，更是拓展生命体验、深化自我认知的媒介。这种“以自身智慧巧用人工智能来打磨精进自我，在不确定性中不断找寻前进方向”的生活者欲求，被称为“智向”。相信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地渗透，持有“智向”欲求的生活者也将不断增加。

这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是：智能化的终极目标不是把人变成机器，而是让人更成其为人。未来的政策设计，应鼓励和支持这种“以人为主导、以人工智能为赋能”的生活方式，让人工智能成为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助推器，而非束缚人的新牢笼。

结语：走向以人为本的智能化未来

《未来国策》所描绘的智能治理与智能化全时全域，绝非技术乌托邦的狂想，而是基于现实趋势的前瞻性制度设计。其核心思想可以凝练为三句话：

第一，智能化是必由之路。智能化时代到来，人们生活必须智能化，政治经济劳动生产必须智能化。这不是技术决定论的简单断言，而是对时代潮流的清醒认知。拒绝智能化，就意味着被时代抛弃。

第二，制度是竞争之本。智能经济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软实力”的竞争。谁能在数据要素配置、人机协作规范、智能体法律地位、算法伦理准则等制度创新上走在前列，谁就能在智能时代占据制高点。

第三，人是最终目的。“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必须贯穿于一切智能化实践的根本原则。无论是智能治理还是经济智能化，最终的价值判断都必须以人的福祉为尺度。技术围着人转，而不是人围着技术转。

面向未来，《未来国策》的实施需要把握以下关键着力点：一是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智能治理平台，实现数据共享、算法共建、算力共用；二是建立健全智能经济制度体系，在数据确权、算法审计、智能体法律地位等前沿领域取得突破；三是完善劳动者技能提升和权益保障机制，确保智能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四是加强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人工智能培训，打造适应智能时代的治理人才队伍。

智能化的大幕已经拉开，未来已来，只是尚未均匀分布。以《未来国策》为指引，以智能治理为手段，以智能化全时全域为目标，我们有信心在智能时代走出一条既顺应技术潮流、又彰显人的价值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终点，不是机器统治人的“美丽新世界”，而是人与机器和谐共生、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