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智能化时代的范式转换

我们正站在文明史的断裂带上。人工智能从狭义人工智能迈向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历史性跨越，不再是单纯的技术迭代，而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关系革命与政治秩序重构。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标志着国家战略从“人工智能+”的应用层面向“经济形态塑造”的制度层面跃升。这一跃升的背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当智能体从工具演变为经济主体，当算法从辅助手段升级为决策中枢，人类社会赖以运转三百余年的社会契约——那个建立在人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政治经济框架——是否还能维系？

本文的核心主张是：智能化时代到来，人们生活必须智能化，政治经济劳动生产必须智能化。但这并非技术决定论的简单宣告，而是指向一场深刻的制度重构。我们需要在AGI崛起的背景下重新谈判社会契约，建立一套能够容纳人机协同、数据驱动、智能决策的新型政治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核心，我称之为“AGI社会契约”——它不是人与国家之间的二维契约，而是人、国家与智能体之间的三维契约。

一、AGI对传统政治经济体制的三重冲击

1.1 劳动价值的消解与经济参与的危机

传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建立在劳动与资本的均衡之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确立的劳动价值论，经李嘉图的发展，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即便在当代福利国家体制中，个人的经济参与权仍然主要通过就业实现——有劳动，有收入，有消费，有需求，经济循环得以维持。

AGI的出现彻底瓦解了这一逻辑。与历次工业革命不同，AGI不再是增强人类劳动效率的工具，而是能够完全替代人类认知劳动的主体。以近零边际成本运行的智能体，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生产、决策、优化，且不要求工资、福利和休息。当AGI劳动大规模替代人类劳动时，劳动力市场将面临结构性塌陷。

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清晰地描述这一危机。传统的生产函数表述为：总产出等于全要素生产率乘以资本的α次方乘以劳动的β次方。其中α和β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当我们将AGI引入模型时，情况发生根本变化。在AGI作为资本的情形下，生产函数改写为：总产出等于全要素生产率乘以传统资本与AGI资本之和的α次方乘以劳动的β次方。当AGI资本趋向无穷大、人类劳动趋向于零时，劳动的边际产出趋向于零，工资也随之趋向于零。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不对分配体制进行根本性重构，财富将史无前例地向AGI资本所有者集中，而失去劳动收入的绝大多数人口将丧失经济参与能力。这不是传统的周期性失业，而是结构性排斥——人被排除在价值创造过程之外。

1.2 权力结构的迁移与智能体治理的挑战

政治权力的基础正在发生转移。传统政治理论关注的是权力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立法、行政、司法、政党、利益集团。然而，当算法开始介入甚至主导公共决策时，权力结构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变量。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讨论揭示了一个根本区分：“是治理AI，还是以AI进行治理”。前者将AI视为治理对象，后者则意味着AI成为治理主体。在智能政务、智能司法、智能监管日益普及的今天，大量行政裁量权实际上已经转移给算法系统。这些系统不是中性的工具，它们内嵌着设计者的价值取向，承载着特定的利益偏好，甚至可能形成超越人类控制的自主决策逻辑。

更深刻的挑战来自“主权AI”概念的提出。当大型科技公司掌握的算力规模超过中小国家，当跨国科技巨头的算法影响力超过地方政府，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面临重构的压力。权力不再仅仅存在于议会、政府和法院，而是分布于数据中心、算法模型和智能网络之中。多元权力中心的出现，使得传统的“中心—边缘”政治结构正在向“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网络结构演变。

1.3 信息对称化与民主形态的重构

算力的提升正在改变政治参与的技术条件。传统代议制民主的产生有其技术前提——在信息传递成本高昂、公众无法实时参与决策的时代，精英代理成为不得已的选择。随着算力规模指数级增长，信息的收集、处理、传播成本急剧下降，公民直接参与公共决策的技术障碍正在消解。

这带来了民主形态演进的新可能：从精英民主到间接民主，再到直接民主。当每一个公民的意见都可以被实时收集、分析和反馈，当政策的制定可以建立在充分的信息对称而非少数精英的直觉判断之上，政治合法性来源将发生深刻转变。这不是技术乌托邦的幻想，而是算力革命带来的现实可能。

二、AGI社会契约：从二元契约到三维契约

2.1 传统社会契约的局限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问题至今仍在回响：如何找到一种结合形式，能以全部共同力量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同时又使每个人只服从自己本人？传统社会契约解决的是人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个人让渡部分自然权利，换取国家保护；国家行使权力，但受限于公意。

这一契约有两个基本预设：其一，缔约主体是“人”——具有自由意志和道德能力的理性存在；其二，经济参与的基础是劳动——人通过劳动创造价值，获得收入，参与社会分配。两个预设正在被AGI瓦解。智能体不是人，但正在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劳动不再是人的专利，智能体正在替代人的生产功能。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契约形式——AGI社会契约。这不是对传统契约的否定，而是对其的扩展和重构。AGI社会契约的缔约方不再是二元的，而是三元的：人、国家、智能体。这里的“智能体”不是指作为工具的AI系统，而是指达到通用智能水平、能够自主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人工智能主体。

2.2 AGI社会契约的四项基本原则

AGI社会契约的确立需要遵循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人的主体性原则。 无论智能体发展到何种程度，最终的价值判断必须回归于人。智能体可以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但不能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人的尊严、自主性和全面发展，是AGI社会契约不可动摇的基石。

第二，智能体的有限主体性原则。 在经济活动领域，可以承认智能体的有限法律人格。这意味着智能体可以作为生产、交易、签约的主体，享有一定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但这是一种功能性主体而非本体性主体——其权利来源于人的赋予，服务于人的目的，并受人的监督。

第三，分配的正义性原则。 AGI创造的价值必须惠及全社会，而非仅仅归集于少数资本所有者。这要求建立AGI资本收益的再分配机制，确保被智能经济排斥的人口仍能获得体面的生活保障和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

第四，可问责性原则。 任何由智能体作出的决策，必须有可追溯的责任主体。算法不能成为推卸责任的借口——“算法决定的”不等于“无人负责的”。在AGI社会契约框架下，智能体的行为最终归属于其开发者、所有者或监管者。

2.3 新契约的制度内涵

从这些原则出发，AGI社会契约需要在三个维度上进行制度创新。

在政治维度，需要建立智能体分级分类治理框架。并非所有智能体都需要同等程度的监管。根据智能体的自主程度、影响范围、潜在风险，将其划分为不同等级，实施差异化的备案、审计、问责机制。对于涉及公共权力行使的智能体，必须建立算法公开、决策可解释、结果可申诉的制度保障。

在经济维度，需要重新界定生产要素的权益归属。当AGI参与生产时，其创造的价值如何在资本所有者、算法开发者、数据提供者、社会公众之间分配？这是一个需要系统设计的制度问题。可能的方案包括：建立基于算法共享、数据提供与行业知识沉淀的成果共享机制；对AGI资本收益征收专门税种，用于普惠性再分配；探索公共或合作制的AGI所有权模式。

在法律维度，需要探索智能体的法律人格问题。这不是赋予智能体以人的地位，而是为了解决智能体参与经济活动时的法律关系问题。当智能体签约、违约、侵权时，责任如何认定？权利如何主张？法律需要发展出适应智能经济主体的新概念框架。

三、智能化经济体制的核心架构

3.1 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智能经济的血液是数据。没有数据的持续流动和有效利用，AGI就失去了生长和进化的土壤。当前智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从“算力不足”转向“数据要素焦虑”。中国智能经济要走出区别于美国“算力堆砌”模式的差异化路径，必须在数据应用的定价、确权、入表等制度创新上取得突破。

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核心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激励问题，如何让数据持有者愿意分享数据；二是公平问题，如何让数据贡献者获得合理回报。在AGI社会契约框架下，数据的价值创造是一个多方协同的过程：个人产生原始数据，平台收集整理数据，算法开发者加工数据形成智能。任何一方都不应独占全部收益。

可行的制度安排包括：建立数据要素确权登记制度，明确数据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的归属；探索数据资产入表机制，使数据成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质押的资产形态；发展合成数据产业，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扩大可用数据规模；建立数据收益共享机制，使数据提供者能够按贡献获得持续回报。

3.2 人机协同的新型生产关系

智能经济不是“机器取代人”的单向过程，而是“人机协同”的持续演化。但这里的“协同”不是抽象的口号，需要具体化为生产关系的制度安排。

人机协同劳动标准的制定是当务之急。当智能体参与生产时，如何界定其“劳动”的性质？如何计算其对价值的贡献？如何分配人机协作的成果？这些问题需要明确的制度回应。可能的路径是：将智能体的贡献折算为标准劳动单位，与人类劳动并列纳入价值核算体系；建立人机协作的任务分配体系，根据人类和智能体的比较优势动态配置生产任务；发展适应人机协同的职业分类体系，推动职业分类的动态调整。

更深层的问题是：当智能体成为生产主体后，人类劳动的意义何在？这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在AGI社会契约框架下，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劳动”的内涵——从“谋生手段”转向“自我实现”。当智能体承担了物质生产的重任，人类可以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更具创造性、情感性、意义性的活动。这不是劳动的终结，而是劳动的升华。

3.3 智能治理的体制创新

政治体制必须智能化，这不是意识形态的选择，而是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系统和海量信息的持续涌入，依赖人工处理的传统科层制已经达到效率边界。算力嵌入治理过程，正在重塑权力的运行方式。

智能治理的第一层是决策辅助。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算法模型，为决策者提供更精准的信息支撑，减少经验依赖带来的偏差。智能治理的第二层是流程自动化。将常规性、重复性的行政事务交由智能系统处理，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服务效率。智能治理的第三层是系统优化。通过对治理全流程的实时监控和动态调整，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

但智能治理也有其边界。算法黑箱可能导致决策不透明，数据偏差可能加剧社会不公，系统故障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智能治理的制度化必须与问责机制同步建设。任何由智能系统作出的决策，必须有可追溯、可解释、可申诉的渠道。算法的设计权、改良权、操作权不能完全让渡给技术公司，政府必须保持核心的监管能力和干预能力。

3.4 通用基本收入与分配正义

如果AGI导致大规模失业不可避免，如果工资性收入持续下降成为长期趋势，那么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将难以为继。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就业援助——这些建立在“暂时性失业”假设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无法应对“永久性结构性排斥”的挑战。

通用基本收入（UBI）因此成为AGI时代分配体制的核心议题。与传统的福利项目不同，UBI具有无条件、普遍性、个体化三大特征。它不是针对特定群体的帮扶，而是对所有人基本经济参与权的保障；它不是对市场失败的补救，而是对智能经济收益的分享。

但传统UBI也存在局限性：统一的发放标准难以适应个体差异；固定的发放周期无法应对动态需求；单纯的现金转移不解决社会融入问题。因此，需要发展更具适应性的基本收入形式——自适应基本收入（AuBI）。AuBI借助智能系统，根据个体的实际情况和社会的整体状况，动态调整发放标准和发放方式；通过与其他公共服务（教育、培训、医疗、住房）的系统集成，形成全方位的支持网络；通过鼓励社会参与和公益服务，促进受益者的社会融入而非福利依赖。

UBI的资金来源是AGI社会契约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可能的方案包括：征收AGI资本税，对使用AGI替代人类劳动的企业征收专门税种；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将公共数据资源和公共AGI资产的收益注入分配基金；开征数据红利税，对平台企业基于用户数据获得的超额收益进行调节。

四、人工智能体制的制度设计

4.1 智能体分类治理框架

人工智能体制的第一要务是对智能体进行分类治理。并非所有智能系统都需要同等程度的监管，差异化管理是制度效率的必然要求。

建议建立三级分类框架。第一级为基础智能体：自主程度较低、影响范围有限、风险可控的系统，实行备案制管理，主要依靠行业自律和技术标准进行规范。第二级为重要智能体：具有一定自主决策能力、影响较大领域、可能存在一定风险的系统，实行核准制管理，要求算法备案、定期审计、结果可解释。第三级为关键智能体：涉及公共权力行使、重大公共利益、高度自主决策的系统，实行特许制管理，需要专门许可、持续监管、公众参与。

这一框架的核心是风险导向而非技术导向。不是根据智能体的技术复杂度，而是根据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决定监管的强度和方式。这既避免了对技术创新的过度抑制，又确保了公共安全的基本底线。

4.2 算法透明与可解释性要求

算法黑箱是智能治理的最大障碍。当决策过程不可见、不可解、不可追溯时，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就失去了依托。

人工智能体制需要确立算法透明的基本标准。这不是要求所有算法的全部细节都向社会公开——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而是要求关键决策的逻辑能够被合理解释。具体而言，涉及公共利益的算法系统，应当满足以下要求：输入数据的来源和范围可追溯；决策的基本逻辑和权重可描述；可能存在的偏见和局限可识别；对个体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可申诉。

可解释人工智能（XAI）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制度问题。需要通过立法确立解释义务的承担主体、解释内容的法定标准、解释责任的追究机制。当公民受到算法决策的不利影响时，有权获得有意义的解释，有权对算法决策提出异议，有权要求人工复核。

4.3 智能问责制的建立

人工智能体制最棘手的难题是责任归属。当智能体自主作出错误决策造成损害时，责任由谁承担？开发者？所有者？使用者？还是智能体本身？

在AGI社会契约框架下，智能问责制应当遵循“控制—受益—责任”相匹配的原则。谁对智能体的运行具有实际控制力，谁从智能体的活动中获得主要收益，谁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并不意味着开发者、所有者、使用者可以完全免责，而是根据各自的控制程度和受益比例分担责任。

对于高度自主的智能体，可以考虑引入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智能体的所有者或运营者必须投保专门的责任保险，以便在智能体造成损害时能够及时赔付。保险费的设定与智能体的风险等级挂钩，形成市场化的风险约束机制。

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智能系统，必须保留人工干预的最终通道。任何智能决策都不应完全排除人的介入。在关键领域和重大事项上，必须保持“人在回路”的决策模式，确保在系统失灵或出现意外情况时，人类能够及时接管控制权。

4.4 智能经济的国际合作与制度竞争

人工智能体制不是封闭的国家工程，而是开放的国际竞争。当智能体逐步演进为经济主体，将触发产权、税收、劳动法的系统性变革。各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制度选择，将决定其在智能时代的竞争地位。

中国智能经济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软实力”的竞争。美国依托其科技巨头和风险投资，在算法研发和算力堆砌方面具有先发优势；欧洲凭借其强大的规制能力，在数据保护和伦理规范方面树立了高标准；中国需要在制度创新上走出自己的道路——既保持对技术创新的激励，又确保对社会公平的维护；既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又维护国家数字主权和安全。

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领域加强国际合作：智能体治理的标准互认，避免制度差异造成的合规壁垒；AGI税收的协调机制，防止税基侵蚀和税收竞争；数据流动的跨境规则，在保护隐私和促进创新之间寻求平衡；AGI安全研究的全球合作，共同防范智能时代的系统性风险。

五、结论：迈向人机共生的新秩序

智能化时代到来，人们生活必须智能化，政治经济劳动生产必须智能化。这不是对技术潮流的被动顺应，而是对文明演进方向的主动塑造。AGI不是外在于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人类智能的延伸和放大。问题不在于是否智能化，而在于如何智能化——以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价值导向、治理框架来引导智能化进程。

AGI社会契约的提出，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图景，而是对现实挑战的制度回应。当劳动价值论的基础被动摇，当权力结构发生迁移，当智能体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我们需要重新谈判社会契约的基本条款。这不是抛弃启蒙运动的遗产，而是将其扩展到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守护人的尊严，在新的生产关系中实现分配的正义，在新的权力格局中维持民主的可问责性。

智能化经济体制的构建，需要在数据市场化、生产协同化、治理智能化、分配普惠化四个维度上同步推进。这四项任务相互关联、相互支撑：没有数据的流动，智能经济就失去了血液；没有生产的协同，智能经济就失去了效率；没有治理的智能，智能经济就失去了秩序；没有分配的普惠，智能经济就失去了合法性。

人工智能体制的确立，需要在分类治理、算法透明、智能问责、国际合作四个方面进行制度探索。这四项制度相互补充、相互制衡：分类治理确保了监管的差异化，算法透明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智能问责明确了责任的归属，国际合作拓展了制度的空间。

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AGI社会契约能够确立，智能化经济体制能够完善，人工智能体制能够健全，那么智能时代带来的将不是人的边缘化，而是人的解放；不是贫富分化的加剧，而是共同富裕的新路径；不是技术对人的统治，而是人机共生的新文明。这是《未来国策》的终极关怀，也是本文作者的殷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