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智能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学转向

当阿尔巴尼亚政府任命全球首位人工智能虚拟部长“迪埃拉”负责公共采购事务，当尼泊尔年轻人在ChatGPT辅助下推选出临时总理，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始深度介入从公文起草到战略决策的治理全流程，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已然摆在我们面前：智能化时代，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应当如何重构？

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文明形态的跃迁。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标志着人工智能发展已从“技术应用”阶段进入“形态塑造”新阶段。作为政策改进的研究者与实践者，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智能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人们生活必须智能化，政治经济劳动生产必须智能化。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本文提出的《未来国策》构想，聚焦两大核心命题：一是构建适应智能化时代的智能劳动生产体制，二是创建以代际共融为特征的社会整合机制。前者解决的是“如何生产”的效率问题，后者解决的是“为谁生产”的价值问题。二者统一于“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根本原则，探索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算力堆砌”模式、也区别于数字资本主义剥削逻辑的智能化发展道路。

一、智能劳动生产体制：从“机器换人”到“人机共生”

1.1 智能劳动的本质规定

要构建智能劳动生产体制，首先必须澄清“智能劳动”这一核心范畴的理论内涵。依据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物质规定性”与“社会形式”双重维度，智能劳动并非脱离物质世界的“非物质劳动”，而是劳动形态在智能化条件下的历史演进。

从物质规定性来看，智能劳动依然遵循“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根本规定。当我们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撰写报告、训练大模型识别图像、通过智能机器人完成生产任务时，背后都伴随着实实在在的物质能量消耗：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已占全球总用电量的2%以上，程序员神经系统的葡萄糖代谢、服务器芯片的散热耗能、光纤传输的光信号衰减，无一不是物质世界的能量转换过程。所谓“非物质劳动”的幻觉，源于对劳动过程物质基础的遮蔽。

从社会形式来看，智能劳动的生产性取决于特定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智能劳动服务于资本增殖逻辑，算法成为控制劳动者的新工具，“数字劳工”在休闲时间被迫“加班加点”，用户的浏览、点赞、分享行为被无偿占有为数据商品。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智能劳动应当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让技术成为解放劳动者的手段而非奴役劳动者的枷锁。

智能劳动的独特性在于其“双重复合性”：第一，它是人的智力与机器智能的复合。大模型生产下的智能机器不再是被动的工具，而是展现出“交互主体性”特征的协作伙伴。智能助手可以“倾听”医患对话并自动生成病历，数字员工能够理解业务逻辑并完成复杂的数据分析，通用智能体甚至可以根据意图自主规划行动路径。第二，它是数据要素与劳动过程的复合。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资料，算法成为新的生产工具，算力成为新的基础设施，三者与劳动者的创造性劳动相结合，形成“人智主导、机智增强”的新型生产力形态。

1.2 智能劳动生产体制的制度框架

基于上述理论认识，《未来国策》中的智能劳动生产体制应当包含以下核心制度安排：

第一，确立数据要素的公有属性和共享机制。 数据是智能经济的基础资源，但数据的生成具有社会性——任何一个用户的行为数据、任何一台机器的运行数据，都是社会协作的产物，而非单个主体的私有财产。必须坚持数据要素的公有制方向，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要素市场，推动公共数据依法开放与授权运营。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核心数据，实行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对于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产生的非敏感数据，建立“贡献可追溯、收益可分享”的共享机制，让每一个数据生产者都能从数据价值释放中获得合理回报。

第二，建立人机协作的新型劳动关系。 当人工智能从辅助工具演变为协作伙伴，传统的雇佣劳动关系必须因时而变。要探索建立适应人机协同的新型生产任务分配体系，推动职业分类动态调整，审慎界定AI智能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合理地位。在智能工厂中，人类工人负责创意设计、异常处理和价值判断，智能机器负责重复操作、数据分析和流程执行，二者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协作。在这种模式下，劳动者不再是机器的附属品，而是智能系统的“指挥家”和“驯兽师”。

第三，构建基于贡献的多元分配体系。 智能劳动创造的价值，是算法开发者、数据提供者、行业专家、终端用户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成果。要建立与共创模式相匹配的价值分配体系，明确算法模型、核心数据、行业知识等新型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度。对于算法开发者，按照代码质量和创新价值获取报酬；对于数据提供者，根据数据质量和贡献频率分享收益；对于行业专家，通过知识沉淀和模型优化参与分成。这种多元分配机制，能够激励全社会各主体持续投入智能经济的共创共享。

第四，完善智能时代的劳动保障和技能培训体系。 智能化转型必然带来结构性失业风险，必须前瞻性地构建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要整合政府、企业与高校院所资源，构建AI技能培训生态，支持企业与高校共建实训基地，在职业院校增设“AI+制造”“AI+医疗”等交叉专业。针对低技能劳动者开展AI操作基础培训，为技术工人提供算法优化、人机协作等进阶课程，支持劳动者考取AI数字化技能认证。同时，建立智能时代的失业救济和转岗安置制度，确保技术进步的红利惠及每一位劳动者，而非被少数技术精英垄断。

1.3 从“资本驱动”到“需求驱动”：生产目的的质变

智能劳动生产体制的根本变革，在于生产目的的转换。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智能技术的应用服务于资本无限扩张的逻辑：平台企业通过算法推荐诱导用户过度消费，通过数据监控实现对劳动者的全方位规训，通过技术垄断构建数字帝国的统治版图。

《未来国策》中的智能劳动生产体制，必须实现从“资本驱动”到“需求驱动”的质变。借助智能技术的高度发展，人类社会将第一次具备实现“按需生产”的物质基础。智能系统能够实时感知社会需求的变化，精准预测消费趋势，动态调整生产计划，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劳动者从单调、重复且枯燥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更具创造性、更具人性化的工作。正如马克思所憧憬的，人类真正迎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上从事批判”的自由生活。

二、计算政治与国家形态重构

2.1 数字国家的兴起及其双重意涵

智能劳动生产体制的构建，离不开政治体制的适应性变革。数智时代，国家形态正在经历深刻重塑，“数字国家”的兴起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数字国家的本质，不是简单地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传统国家治理场景，而是国家形态的重塑、国家运行的变革和国家范畴的拓宽。一方面，数智技术促使国家组织结构从科层化、部门化转向扁平化、协同化，跨层级、跨部门、跨系统的业务协同成为常态，整体性政府成为改革方向。另一方面，国家运行场域快速向数字空间拓展，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深度融合，国家权力通过进入数字空间建立新机构、新规则、新能力，加快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

理解数字国家的双重意涵，需要把握“国家计算”与“社会计算”两个核心概念的交织互动。国家计算是指国家运用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工具处理政治行政事务的计算体系，重在实现简约化和标准化；社会计算是指社会公众、专业机构、社群网络运用数智技术参与公共表达、协商议事、民意汇集的计算体系，重在理解复杂性和应对多样性。二者的协同演化，推动着“计算的政治”与“政治的计算”的深度融合。

2.2 国家计算：智能治理的制度化路径

国家计算系统的建设，是智能时代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未来国策》提出以下制度构想：

第一，构建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将人工智能定位为辅助人类决策的工具，而非替代人类决策的主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AI系统可以发挥其强大的数据处理和模式识别能力，为决策者提供更全面、更精准的信息支持。例如，通过模拟不同政策方案的预期效果，帮助决策者预判潜在风险和优化空间；通过实时监测经济社会运行指标，为宏观调控提供动态预警和应对建议。但最终的价值判断、政策选择和权力行使，必须由具备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的人来完成。

第二，建立算法治理的制度框架。 当算法开始深度介入公共资源配置、行政审批、监管执法等治理环节，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约束。要建立智能体分级分类治理框架，明确备案、审计、问责机制。对于涉及公民权利、公共利益的算法应用，实行严格的合规审查和动态监测；对于算法决策的过程和结果，建立可解释、可追溯、可申诉的救济渠道。确保算法治理符合公平正义原则，杜绝“算法黑箱”对公民权利的隐形侵害。

第三，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制度创新。 上海两会提出加快形成“跨域合作、跨界融合”的智能经济新形态，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数字政府建设。要推动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地区共享，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建立统一的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完善政务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机制，确保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信息安全。

2.3 社会计算：数字民主的演进逻辑

与国家计算相对应，社会计算系统的健康发展同样需要制度保障。数智技术正在重构公共参与、民意表达、协商议事全过程：人们在互联网和移动设备上留下的行为数据，蕴含丰富的社会属性和关联关系，为社会复杂性感知、社情民意分析、社会心态计算提供了新的可能。

然而，必须警惕“数字精英民主”的风险。尼泊尔的案例表明，当政治决策被转移到数字平台，能够娴熟使用社交媒体并长期参与网络讨论的主要是城市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大多数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人和无法驾驭数字产品的老年人，他们的声音和利益很容易被忽视甚至边缘化。因此，社会计算系统的制度设计必须兼顾包容性与普惠性，确保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教育水平的公民都能平等参与数字公共生活。

三、智能化代际共融：从数字包容到数字共生

3.1 双重社会挑战的叠加效应

智能时代的到来，同时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加速的双重变局。这两大趋势的叠加，产生了“银色数字鸿沟”与“代际疏离”的双重社会挑战。

一方面，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技术性失业”和“数字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当政务服务、医疗预约、日常消费全面转向线上，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不熟悉应用程序的老年人面临着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风险。这种排斥不仅是技术性的，更是社会性的——它意味着老年人获取公共资源的渠道收窄、参与社会互动的机会减少、表达利益诉求的能力弱化。

另一方面，代际之间的距离感在数字时代被进一步放大。年轻一代沉浸在社交媒体、短视频、网络游戏的虚拟世界中，与长辈之间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情感连接越来越弱。养老机构中大量独居老人的孤独处境，与城市中租房难的年轻人群体形成鲜明对照。如何打破这种“各扫门前雪”的社会隔离，重建代际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成为智能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

3.2 从代际共居到代际共生：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

近年来，国内外出现了多种“青银共居”的实践探索，为智能化代际共融提供了有益经验。在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年轻人以较低租金入住乡村别墅，每周参与“英语共学”“方言工坊”“科技助老”等活动，教老人学习英语、使用智能手机，创业团队则为老人带来智能机械臂、AI视力筛查仪等产品。在杭州滨江区，民政部门牵头招募“多代同楼”陪伴者，年轻人每月提供不低于10小时的陪伴服务，仅需缴纳300元管理费即可入住养老机构。在广东佛山和泰中心，年轻人入住“青椿公寓”的租金仅为老年人的五分之一左右，每月完成30小时左右的志愿服务即可享受优惠。

这些实践表明，代际共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互利共赢的。年轻人以较低成本解决了住房问题，获得了与长者相处的智慧滋养；老年人获得了技术陪伴和精神慰藉，减少了孤独感和无助感；社会层面则实现了闲置资源的盘活利用和代际信任的修复重建。

《未来国策》提出，要将这种自发的实践探索上升为系统性的制度安排，构建“智能化代际共融”的政策体系：

第一，建立代际共居的制度框架。 借鉴日本ISEDAI平台、西班牙跨代共居计划的经验，由政府牵头搭建代际共居信息平台，为空余房间的老年人和租房困难的年轻人提供双向选择的中介服务。制定代际共居的标准化合同范本，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服务内容、退出机制，保障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对于符合条件的代际共居项目，给予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

第二，推广“技术服务换租金”模式。 将年轻人教老人使用智能技术、帮助老人解决数字生活难题作为入住养老机构或租住老人房屋的“对价”，既解决了年轻人的居住成本问题，又提升了老年人的数字素养和技能。这种模式可以推广到养老机构、社区服务中心、青年公寓等多种场景，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格局。

第三，构建代际共学的教育体系。 推动大学通识教育改革，将代际共学纳入高校“第三使命”的考核范畴。支持高校开设服务学习课程，组织学生走进社区、养老机构开展技术助老服务；鼓励老年大学与高校合作，开设面向老年人的AI通识教育课程；推动社区建设“代际学习中心”，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提供共同学习、交流互动的空间。

3.3 数字共生：超越工具理性的社会理想

从更深层次看，智能化代际共融的目标不仅是解决技术接入问题，更是重建数字时代的社会连接和情感认同。我们主张从“数字包容”走向“数字共生”。

所谓数字包容，强调的是让老年人“不掉队”，让他们能够接入数字系统、使用数字工具。这无疑是必要的，但还不够。数字共生强调的是代际之间的相互赋能、共同成长：年轻人的数字流畅性与长者的生活智慧相互碰撞、相互激发，形成“1+1>2”的协同效应。在数字共生的视域中，AI不再是中立的工具，而是促进代际对话与团结的媒介性资源。老年人在学习使用AI的过程中获得的不仅是技术能力，更是与年轻一代共同参与社会生活的归属感；年轻人在陪伴老人的过程中获得的不仅是租金减免，更是对生命历程和社会经验的深层理解。

这正是“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理念的生动体现。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创造更强大的机器，而是成就更美好的人生、更温暖的社会。智能化代际共融的制度设计，应当服务于这一根本目的。

四、制度的系统性重构：从分散创新到整体变革

4.1 智能时代制度竞争的本质

智能经济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软实力”的竞争。当智能体逐步演化为“经济主体”，当人机协作成为主流生产方式，当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传统的产权制度、税收制度、劳动法体系都将面临系统性变革的压力。

中国要在这场制度竞争中赢得主动，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与数字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们拥有强大的国家统筹能力、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深厚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这些制度禀赋，为我们探索一条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具人文温度的智能化发展道路提供了独特优势。

4.2 整体性改革的路线图

基于上述分析，《未来国策》提出智能时代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性路线图：

近期目标（2026-2028年）： 建立智能劳动生产体制的基础框架。完成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基础制度建设，明确公共数据开放和授权运营规则；制定人机协作劳动标准，界定AI智能体参与生产时的权益分配机制；在部分地区开展代际共居试点项目，积累实践经验；建立智能体分级分类治理框架，启动算法备案和合规审查制度。

中期目标（2029-2032年）： 形成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完整制度体系。完善基于贡献的多元分配机制，确保数据提供者、算法开发者、行业专家等各方主体公平受益；推广智能化代际共融的成熟模式，在全国主要城市建立代际共居服务网络；健全智能时代的劳动保障体系，完善失业救济和转岗安置制度；探索智能体法律人格制度，为智能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提供法理基础。

远期目标（2033-2035年）：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成整体性数字政府，实现跨层级、跨部门、跨系统的业务协同常态化；构建国家计算与社会计算协同演化的治理新格局，形成“计算的政治”与“政治的计算”深度融合的学科范式；基本实现“按需生产、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相结合”的智能劳动生产体制，为迈向更高社会形态奠定基础。

结语：智能向善的未来愿景

回到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智能化时代，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应当如何重构？

答案已然清晰：我们需要的不是被技术牵引着盲目奔跑，而是主动驾驭技术、引导技术，让智能化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未来国策》中的智能劳动生产体制，旨在解放生产力、激发创造力，让人类第一次有可能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重复的脑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去从事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工作；智能化代际共融，旨在重建社会连接、修复代际信任，让老年人与年轻人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成长。

这是一幅值得憧憬的未来图景：在智能工厂里，工人与机器人协作完成生产任务，人的创意与机器的精准相得益彰；在社区服务中心，年轻人教老人使用AI应用，老人给年轻人讲述人生故事，代际之间的笑声此起彼伏；在政策决策室，AI系统为决策者提供数据支持和方案模拟，最终的价值判断由具备政治智慧的人完成；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能平等享受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没有人因为年龄、地域、技能而被排斥在数字生活之外。

这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从上海的数字游民村到广东的代际共居公寓，从数据要素市场改革到智能体治理框架探索，无数实践正在为我们描绘智能社会的雏形。我们的任务，是让这些分散的创新转化为系统的制度，让自发的探索上升为自觉的国策。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智能机器不是人类的对手，更不是奴役人类的新主人。关键在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建立什么样的治理体系，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未来国策》的构想，正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让智能化真正服务于人的解放，让技术进步真正惠及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