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人工智能正从技术工具演变为具有主体性特征的社会存在。2025年，阿尔巴尼亚任命全球首位AI虚拟部长负责公共采购，尼泊尔民众借助ChatGPT推选临时总理，这些事件标志着AI已开始实质性介入政治权力运行。与此同时，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将人工智能从“技术应用”提升至“经济形态塑造”的战略高度。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未来国策》政治经济体制第三条旨在回答一个核心命题：当智能体成为与人类并存的社会主体时，政治权力与经济活动应当遵循怎样的组织逻辑？

本文认为，第三条的本质是在“人机协同”框架下构建一种“双层委托—算法共治”的新型体制。这一体制既区别于由AI全面接管人类权力的“人工智能君主制”，也不同于将AI简单视为技术工具的陈旧范式，而是探索人类与智能体在政治经济场域中的分工、制衡与共生。

二、第三条的核心架构：双层委托与算法共治

二条的核心要义

《未来国策》第三条确立的基本原则是：AI是辅助工具而非决策主体，是治理对象亦为治理伙伴。这意味着在政治体制层面，拒绝“算法代议”的技术乌托邦；在经济体制层面，承认智能体作为新型市场主体的地位，并为之建立相应的产权、税收与责任框架。

双层委托的政治架构

在政治体制上，第三条提出“双层委托”模型：第一层是公民对政府的民主委托，第二层是政府对AI系统的技术委托。这一架构的关键在于：AI系统的权力来源于人类授予，且这种授予必须经过明确的民主授权程序。

具体而言，AI在公共事务中的角色被限定在三个领域：其一，辅助决策，如通过大规模数据分析为政策制定提供模拟推演；其二，程序执行，如标准化公共服务的自动化供给；其三，参与式协商，如通过大语言模型处理海量民众意见并提炼共识点。但无论AI在哪个领域发挥作用，最终的价值判断、政策选择和权力行使，必须由具备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的人类来完成。

这意味着第三条与“人工智能君主制”存在本质区别。后者主张由AI全面接管人类治理权，将AI系统置于国家治理的最高位置。第三条明确拒绝这种技术决定论，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治理理念，将AI定位为“增强智能”而非“替代智能”。

算法共治的经济架构

在经济体制上，第三条提出“算法共治”框架。随着智能经济形态的成熟，AI已从“工具”演进为具有某种主体性的“智能体”，参与生产、交换、分配全过程。这引发了一系列制度挑战：当智能体独立完成内容创作、决策建议甚至交易谈判时，产出成果的产权归属于谁？当智能体在协作中造成损失，责任如何分担？当大量劳动被智能系统替代，传统的按劳分配原则如何延续？

第三条的应对思路是：确立智能体的“有限法律人格”。即在特定场景下，承认智能体可以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但同时建立严格的备案、审计与问责机制。智能体的行为由开发者、部署者与使用者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其创造的价值通过算法记录贡献度，按照预设规则在人类与系统之间分配。

三、政治体制的人机协同机制

计算的政治：从科层到协同

清华大学孟天广教授提出“计算政治学”的双重意涵：国家计算系统与社会计算系统的交织与融合。第三条所设想的政治体制，正是这两种计算系统的制度化协同。

在传统科层体制中，信息流动遵循纵向层级传递，决策权集中在人类官员手中。而在第三条框架下，国家计算系统——包括数据治理体系、算法辅助决策系统、算力基础设施——承担起信息处理、方案生成、效果模拟等职能。社会计算系统则通过社交媒体、协商平台、公民反馈等渠道，持续向决策系统输入多元偏好。

两种计算系统的输出在“人机交互界面”汇聚。这一界面由具备技术素养和政治责任的人类决策者掌控，他们既解读算法推荐的方案，也权衡社会情绪的波动，最终做出不可完全算法化的政治判断。这正回应了北京大学俞可平教授的警示：数字时代正在重塑国家主权的内涵与边界，算法权力正在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

算法透明与民主问责

第三条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当决策越来越多地依赖算法，如何防止权力从可见的官僚体系转移到隐蔽的技术团队？为此，第三条设定了严格的透明度要求：任何用于公共决策的算法，其设计逻辑、训练数据、判断标准必须向专门的监督机构开放审查；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算法系统，还需经过人大或其授权机构的民主授权程序。

国际经验提供了重要参照。奥地利AMS算法 profiling系统因缺乏透明度而引发争议，台湾地区vTaiwan平台则通过将算法过程向公众开放，实现了较好的民主协商效果。第三条吸取这些经验，明确要求“算法透明”必须延伸至系统设计阶段，而不仅是输出结果的解释。

四、经济体制的智能融合逻辑

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制度内涵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标志着人工智能对经济的影响已从技术应用跃升至范式革命层面。第三条的经济体制设计，正是对这一范式革命的制度回应。

智能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服务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价值创造方式的变化。工业时代，价值主要源于对物质形态的改变；服务时代，价值源于对需求满足的供给。而在智能时代，价值创造的核心转向“数据—算力—算法”的新质生产力要素组合，以及“人机协同”的新型生产方式。这意味着，劳动在经济价值创造中的权重持续下降，数据和算法成为更重要的生产要素。

劳动价值论的扩展

这一变革对传统分配制度构成根本性挑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工业时代有效解释了价值源泉，但当大量价值由智能系统创造时，“按劳分配”原则面临适用性困境。全国人大代表雷亚飞指出，当基本物质产品可由智能机器高效供给时，社会主要矛盾可能从“生产不足”转向“分配不均”与“需求层次不高”。

第三条提出“劳动价值论的扩展”作为理论回应：承认数据和算法的价值创造功能，将数据要素纳入分配体系；同时，通过社会保障机制，让被智能系统替代的劳动者作为社会成员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具体路径包括：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建立数据确权、定价、交易的基础制度；探索“全民基本算力”等新型再分配方式，使每个人都拥有参与智能经济的基本资源。

智能体的经济主体地位

更具前瞻性的设计是承认智能体的有限经济主体地位。当智能体可以独立完成从需求识别、方案生成到交易执行的全过程，将其完全排除在市场活动之外既不现实，也不利于效率提升。第三条借鉴上海财经大学崔丽丽教授的建议，探索“智能体法律人格制度”，为智能体参与市场活动提供法理基础。

但必须设置严格的边界：智能体的经济活动必须在人类预设的目标函数内运行，不得突破伦理底线；智能体的交易行为需有可追溯的责任主体；智能体创造的收益，按照“贡献度算法”在开发者、部署者、使用者和社会公众之间分配。这既激励智能技术的创新应用，又防止“技术霸权”的滋生。

五、制度的演进路径与风险防控

渐进式实施策略

第三条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设计渐进式的实施路径。第一阶段（近期）：聚焦AI辅助决策系统建设，在公共服务、政策模拟、民意分析等领域推广应用，积累实践经验；同时，启动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和算法治理规则研究。第二阶段（中期）：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试点智能体有限法律人格制度，探索人机协同的产权、税收与责任框架。第三阶段（远期）：在成熟领域推广算法共治模式，完善全民共享智能红利的社会保障体系。

风险防控机制

第三条高度重视风险防控。核心风险包括：算法偏见可能导致决策不公，权力向技术精英转移可能侵蚀民主，智能体失控可能威胁人类主体性。

针对这些风险，第三条设计了三道防线：第一，技术防线，要求所有用于公共事务的算法必须经过伦理审查和安全测试，嵌入“安全开关”等控制机制。第二，制度防线，建立算法备案、审计与问责机制，确保智能系统的行为始终处于人类监督之下。第三，社会防线，提升公众的数字素养，培育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使人在与智能系统的竞争中保持不可替代的价值。

“跃迁一代”的历史使命

中国社科院黄宇韬博士将我们这一代人称为“跃迁一代”——站在从现代社会迈向“超智能社会”临界点上的特殊群体。第三条所承载的，正是这一代人不可回避的历史性抉择：在技术变革加速演进的今天，我们能否在社会转型、公共利益与个体意义之间，达成一份新的“数字社会契约”？

这份契约的核心，不是用算法替代人类，而是用算法增强人类；不是让智能系统主导治理，而是让人与智能协同治理；不是将人视为生产效率的附属，而是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制度演进的终极目标。正如清华大学董汀副研究员所言：“善治与良治从来不是源自先进的工具，而在于对人的尊重、对正义的追求和对共同体的责任。”

六、结语

《未来国策》第三条的探索，是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制度创新。它既吸收国际经验中的有益成分——如台湾地区vTaiwan平台的协商民主实践、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风险分级思路——又立足中国国情，强调技术赋能与国家能力提升的有机结合。它既承认AI带来的生产力飞跃，更关注生产关系与分配制度的适应性变革。

在这个意义上，第三条不仅是技术治理的方案，更是价值选择：它选择了“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道路，拒绝了技术决定论的诱惑；它选择了在变革中守护人类主体性，拒绝了将治理责任外包给算法的便利。这正是中国在智能时代制度竞争中的核心软实力——不是算力堆砌的规模优势，而是为技术变革赋予人文价值的制度能力。

“跃迁一代”的使命，是在技术奇点临近的时刻，为人类文明的延续找到新的锚点。第三条的探索，正是这一使命的具体实践。未来的历史学家回望今天，或许会将2026年视为一个关键转折点——那一年，人类开始认真思考：在智能革命浪潮中，我们究竟要守护什么、改变什么，以及如何让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第三条，正是这一思考的制度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