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当劳动不再创造价值之后

2026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然跨过奇点。以OpenAI、DeepSeek、Gemini为代表的大模型体系，不仅能够完成从文书撰写到代码生成的知识型工作，更开始深度介入科学研究、工业设计与复杂决策。AlphaGo击败人类棋手已是十年前的故事，今天的人们已然习惯与AI协同工作，甚至在某些领域接受AI完全替代人类劳动的现实。

生产力的革命性跃迁，正在倒逼生产关系的深度变革。正如马克思所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那么，当通用人工智能成为核心生产工具，当数据、算法与算力构成新的“生产资料三位一体”时，人类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分配制度？

这正是《未来国策》政治经济体制第二十三条试图回答的核心命题。该条款以极其简练的文字提出了一项颠覆性的制度设计：“每个人出生就有伍仟万股份死后清零；伍仟万股份参与国家分红。”在AI技术加速渗透、劳动价值日益虚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条款不仅是对分配制度的重构，更是对公民与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义——它将每一个人从“劳动者”的单一身份中解放出来，赋予其“国家股东”的法定地位，使全民共享智能文明的红利成为可能。

本文将从AI时代分配困境的理论分析入手，系统阐述第二十三条的制度逻辑、运行机制及其对未来政治经济体制的深远影响。

一、AI时代的分配困境：劳动价值何以“虚化”

1.1 生产力飞跃与劳动岗位的悖论

智能革命与传统工业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只是替代人的体力，更在快速替代人的脑力。蒸汽机时代，机器取代的是纺织工人的手臂；电气化时代，流水线取代的是装配工人的重复操作；而人工智能时代，大模型正在取代的是程序员的代码能力、设计师的审美判断、分析师的逻辑推理，乃至管理者的决策能力。

由此产生了一个关键悖论：生产力的飞跃式进步，不再必然带来社会总劳动岗位的净增长。相反，当智能系统能够在越来越多领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完成人类的工作时，劳动在经济价值创造中的权重将持续下降。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雷亚飞将这一现象称为“劳动价值不断虚化”——大量劳动者发现，自己的技能在智能系统面前迅速贬值，就业从“价值创造”通道沦为“辅助机器”或“内卷竞争”的境地。

1.2 传统分配制度的失灵

工业文明时代的分配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还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其底层逻辑都建立在“劳动创造价值”的前提之上。当这个前提本身被动摇时，制度失灵便不可避免。

从宏观经济运行来看，近年出现的“M2高企与CPI持续低迷并存”的异常现象，其深层原因正在于此：传统政策试图通过刺激生产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但问题的核心已转向分配侧。即便政府扩大投资、增加货币供应，创造的GDP增长也难以有效转化为广泛的居民收入与消费增长——因为那些被智能系统替代的劳动者，已经失去了参与价值创造的资格，自然也就失去了分享价值成果的凭据。

从微观个体感受来看，职业阶梯正在被压缩。当资本、人力、政策红利加速向新兴产业聚集，传统行业所吸纳的资源不断缩减，旧技术、旧产业、旧商业模式加速淘汰。在个体层面，这种“创造性破坏”带来的真实体感是：竞争加剧、机会收缩、安全感下降。

1.3 新的权力结构：技术资本主义的形成

更值得警惕的是，AI技术的发展正在催生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华东师范大学学者余南平、张彭的研究指出，通用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明显加剧了生产资料的数据化垄断。拥有算力、算法、数据优势的科技公司，正在演化为以技术和数据为驱动的“技术资本主义”新形态。

在这种新形态下，生产资料不再是传统的工厂、机器、土地，而是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的算法模型与数据资源。这些资源的排他性占有，使得剩余价值转而由租金化机制所驱动，而非传统的劳动剥削。其结果是一种比传统资本主义更隐蔽、更难以对抗的支配形式——“技术封建主义”正在浮现。

正是面对这样的时代变局，《未来国策》第二十三条提出了它的答案：与其让智能红利被少数科技寡头独占，不如将其作为全民资产进行制度化的公平分配。

二、第二十三条的制度设计：伍仟万股份的法理逻辑

2.1 股份的本质：从私有产权到国民权益

理解第二十三条，首先需要澄清一个概念误区：条款中的“股份”并非传统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而是一种法定的国民权益份额。它不赋予持有者对某个具体企业的所有权，不享有投票权，不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其唯一的经济内涵是：参与国家整体发展的红利分配。

这一设计的法理基础，源自对“国家财富创造主体”的重新定义。在AI时代，国民经济的产出已不再是单纯的劳动者汗水凝结，而是由三个要素共同贡献：一是劳动者的劳动，二是智能机器与算法的生产，三是自然资源与公共数据的开发。既然智能机器的效率提升部分源自国家投入的公共数据、公共算力基础设施，既然自然资源的增值源自全民所有的自然禀赋，那么将这些要素创造的财富以分红形式返还给每一个国民，便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伍仟万股的设定，既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符号，也是一种精确的制度计算。从象征意义而言，“伍仟万”代表了国家对每个公民生命价值的承认——无论其能力高低、贡献大小，只要是这个国家的成员，自出生起便自动成为国家发展红利的分享者。从制度计算而言，这一数额需要与国家的总资产规模、预期分红率、人口结构等因素动态挂钩，确保分红能够切实改善居民生活，而又不至于过度挤占再投资所需积累。

2.2 出生即享有：从身份到契约的回归

“每个人出生就有”的规定，体现了这一制度的普惠性与非歧视原则。它不区分性别、民族、地域、家庭背景，不附加任何前置条件，每一个新生儿自完成户籍登记之日起，自动获得伍仟万股的国家股份账户。

这在法理上可视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契约。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契约论的核心命题是：个人让渡部分自然权利给国家，国家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在AI时代，这一契约需要补充新的内容：当技术进步导致大量劳动者失去传统谋生手段时，国家有义务为每一个公民提供生存保障。伍仟万股的分红，正是这种保障的制度化形式——它不以劳动为对价，而以国民身份为资格。

从“按劳分配”到“按人分红”，表面上看是对效率原则的某种背离，实质上却是对公平原则的时代化诠释。当生产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人参与时，继续坚持只有参与生产才能分享成果，无异于将一部分人排除在文明进步的红利之外。这不是激励，而是排斥。

2.3 死后清零：代际公平与激励机制

“死后清零”的规定，同样包含着深刻的制度考量。它意味着股份不可继承、不可转让、不可赠予，公民死亡之时，账户自动注销，股份回归国家。

这一设计的首要考量是防止阶层固化。如果股份可以继承，那么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将形成新的食利阶层——不劳而获者坐享巨额分红，而新出生者只能获得有限的份额。这与制度设计的普惠初衷背道而驰。“死后清零”确保每一代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每一代人都能平等地分享当时国家的财富成果。

其次，这一设计也保留了劳动的激励空间。伍仟万股份的分红，旨在提供基础生活保障，而非使人彻底脱离劳动。一个成年人如果仅靠分红生活，或许足以温饱，但难以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因此，劳动仍然具有意义——那些希望获得更多收入、实现更高价值的人，仍需要通过就业、创业、创新来获取额外的报酬。股份分红是“兜底”而非“封顶”，是保障而非替代。

2.4 参与国家分红：分配机制的再设计

第二十三条的最后一句“伍仟万股份参与国家分红”，指向的是一个更宏观的制度框架：国家红利的形成与分配机制。

所谓“国家分红”，指的是将国家拥有的公共资产、国有企业收益、自然资源租金、数据资源收益等产生的年度盈余，按照全民股份进行统一分配。其资金来源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包括国有独资企业上缴利润、国有控股参股企业的股息红利等。这部分收益原本进入公共财政，用于一般性支出；在新的制度下，其中一部分将直接划入全民分红账户，分配给每一个公民。

第二，自然资源租金。包括土地出让收益、矿产资源开采权出让收入、频谱资源使用费等。这些资源天然属于全民所有，其开发收益理应由全民共享。

第三，公共数据资源收益。在AI时代，数据已成为核心生产要素。政府掌握的公共数据、个人产生的行为数据，其商业开发价值巨大。这部分收益的分配，是第二十三条试图回应的核心问题之一——既然个人的数据被用于训练模型、创造价值，那么个人理应从数据价值中分得一杯羹。

第四，数字税与机器人税。随着AI替代人类劳动，越来越多的价值由智能机器创造。对使用机器人替代人类劳动的企业征收一定比例的“机器人税”，或对大型科技平台征收“数字服务税”，将这部分收入纳入分红基金，可以实现从“替代劳动者”向“补偿劳动者”的转移支付。

三、第二十三条的运行机制：微观账户与宏观基金

3.1 个人股份账户：数字时代的国民账户体系

第二十三条的落地实施，需要一个高度发达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即“全民股份账户系统”。

每个公民出生时，由国家统一开设一个唯一的股份账户，与身份证号、生物特征绑定，终身不变。账户内记录的信息包括：持有股份数量（固定为伍仟万股）、历年分红明细、资金领取状态等。

在数字技术高度成熟的今天，这样的账户体系已经具备实施条件。中国的个人银行账户普及率、移动支付覆盖率、政务数据整合程度，均为这一制度的落地提供了技术基础。甚至可以说，这是数字时代国家向公民履行义务的必然产物——就像每个公民都有身份证号一样，每个公民也应有国家股份账号。

3.2 国家分红基金：资金来源与运作

在账户的另一端，是国家分红基金的设立与运作。基金的资金来源如前所述，包括国有资本收益、资源租金、数据收益、数字税收等。这些资金进入一个专门的“全民分红基金”，由独立的基金管理机构负责运作，追求稳健的长期收益。

分红标准的确定，需要兼顾当期可分配盈余与长期可持续性。一个可能的公式是：年度分红总额等于基金年度可分配收益的某一固定比例，例如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剩余部分用于再投资和风险储备。每股分红金额则由分红总额除以总股份数得出。

总股份数的计算方式为：全国常住人口数乘以每人伍仟万股。由于人口是动态变化的，每年的分红基数需要根据当年年中人口数据进行调整。

3.3 分红发放：从财政账户到个人钱包

分红发放的频率可以设计为每月一次，与现有的社会保障金发放体系并轨。每个公民在成年之前，分红进入其监护人的指定账户；成年之后，可自主选择收款账户。对于服刑人员、长期出国人员等特殊群体，应有相应的发放与暂停机制。

在支付方式上，可充分利用现有的移动支付体系。每个公民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可以随时查询自己的股份账户余额、历史分红记录，并可将分红资金直接转入绑定的银行账户或数字人民币钱包。

值得注意的是，分红资金的性质不同于社会救助——它不是针对贫困人口的救济，而是全民普惠的基础收入。因此，无论领取人是否就业、收入高低，均有权全额领取分红，不设收入核查，不与现有社会保障待遇冲突。

3.4 动态调整机制：伍仟万股的与时俱进

伍仟万股的设定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物价水平变化、人口结构演变，这一基数需要适时调整。

调整机制可由国家统计局和全民分红基金管理机构共同研究提出方案，经法定程序审批后实施。调整的原则包括：确保分红能够维持基本生活需求的某一比例（例如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确保分红总额不超过基金可持续支付能力；确保代际公平，避免过度向当期倾斜而损害未来。

从长期趋势看，随着智能经济占比提升、国家财富积累增加，每股分红金额有望持续增长。伍仟万股这一基数本身或许会在某个时点进行调整——例如改为壹亿股，以维持分红的合理规模。但无论基数如何变化，“人人有份、等额持有、终生享有、死后清零”的核心原则应当保持不变。

四、第二十三条的政治意义：重构公民与国家关系

4.1 从“劳动契约”到“成员契约”

工业文明时代的国家与个人关系，主要建立在“劳动—贡献—保障”的契约之上。一个人通过劳动为国家创造价值，国家通过社会保障体系为其提供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这种契约的隐含前提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有机会参与劳动。

当AI时代来临，这个前提开始松动。如果智能机器可以完成大部分生产任务，如果相当一部分人注定无法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位置，那么以劳动为基础的契约便不再具有普适性。第二十三条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契约形式——“成员契约”：只要你是国家的成员，国家便承认你分享发展成果的权利，不以劳动为条件，不以贡献为门槛。

这是对国家合法性的一种新诠释。国家之所以存在，不只是为了保护公民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也不只是提供公共服务，更是要确保每一个成员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伍仟万股的分红，正是这种“尊严”的物质载体。

4.2 抵御“技术封建主义”的制度屏障

前文提及，AI技术的发展正在催生一种新的支配形式——“技术封建主义”。少数科技巨头凭借对算法、算力、数据的垄断，正在形成超越传统国家权力的新型权力结构。它们的平台成为新的“领地”，它们的算法成为新的“法律”，它们的用户成为新的“佃农”。

如何抵御这种新型支配？第二十三条提供了一种制度性的答案：将智能经济的红利以全民分红的形式返还给每一个公民，使公民不至于因为失去劳动岗位而沦为数字佃农。当每个人都从国家而非平台获得一份基础收入时，平台对个体的支配力便会削弱；当平台的数据价值创造需要向国家分红基金贡献一部分收益时，数据垄断的超额利润便会受到抑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十三条不仅是一项分配制度，更是一项政治制度——它是数字时代维护公民自主性、限制资本过度集中的制度屏障。

4.3 为“存在价值竞争”创造条件

当基本物质需求由分红保障时，人的追求将从“生存”转向“存在”。雷亚飞指出，智能时代的社会矛盾将不再是生产不足，而是需求层次不高。当物质产品可由智能机器高效供给时，传统意义上为生存而进行的劳动竞争，将逐步让位于为获得社会认可、实现精神满足、追求美好生活而进行的“存在价值竞争”。

第二十三条为这种转型创造了条件。当人们不必为温饱而焦虑时，他们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人选择创业创新，有人选择艺术创作，有人选择志愿服务，有人选择继续学习，有人选择陪伴家人。这些选择不再被“就业”这个单一标尺所衡量，社会的多样性将得到充分释放。

教育体系也将随之变革。当不再需要为所有人准备标准化职业技能时，教育可以真正转向培养批判思维、创造力、审美能力和终身学习素养。人不再被塑造成“生产要素”，而是被培育为“全面发展的人”。

五、第二十三条的经济意义：需求侧的制度激活

5.1 从生产刺激到需求激活

传统宏观经济政策习惯于在生产侧发力——减税降费、增加投资、扶持产业。但在智能经济时代，这种政策的效力正在递减。原因在于，生产能力的扩张不再自动带来需求的扩张——当大量人口失去收入来源时，产品即便生产出来也无从销售。

第二十三条提供了一种新的政策思路：直接从需求侧注入购买力。全民分红相当于建立一个自动的、稳定的、普惠的消费基金。每月一笔稳定收入进入居民钱包，将直接转化为消费需求，拉动内需增长。这种机制比临时性的消费券更可持续，比定向的扶贫更广泛，比减税降费更直接。

5.2 为智能经济提供市场支撑

智能经济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市场应用场景作为支撑。无论是智能网联汽车、人形机器人，还是AI制药、智慧医疗，其产业化都需要消费者买单。如果消费者口袋里没有钱，再先进的产品也只能束之高阁。

全民分红为智能经济提供了稳定的市场基础。当每一个家庭都有稳定的分红收入时，他们对智能产品、智能服务的购买力将大幅提升。这种需求的释放，将进一步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形成“技术进步—财富增长—需求扩张—再投资”的良性循环。

5.3 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

全民分红还可能带来劳动力供给结构的优化。当基本生活有保障时，劳动者对工作的选择将更加从容，不再被迫接受任何岗位。这会倒逼企业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待遇，从而促进劳动力市场的良性竞争。

同时，那些不适应智能生产节奏的劳动者——如年龄偏大、技能过时者——可以体面地退出劳动力市场，而不至于陷入贫困。这使得劳动力结构可以更聚焦于与智能技术协同创新的高质量人力资本，整体提升经济的竞争力。

六、第二十三条的挑战与应对

6.1 财政可持续性问题

任何分配制度都必须回答：钱从哪里来？第二十三条所设想的全民分红，需要稳定的、可持续的财政收入作为支撑。

从前述资金来源看，这一制度并非凭空印钱，而是建立在现有的国家财富积累基础之上。中国的国有经济规模庞大，国有资本收益、国有企业利润是重要的财政来源。随着数据要素市场的发育，数据资源收益也将成为新的财源。此外，随着AI替代程度加深，对使用机器人替代人类劳动的企业征收“机器人税”或对科技平台征收“数字服务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可行性。

当然，从现有财政体系向分红基金体系转型，需要一个过渡期。可以采取分步走的策略：初期以国有资本收益为主，中期纳入数据资源收益，远期建立综合的数字税收体系。分红的金额也可以由小到大逐步提高，使财政承受能力与制度扩张同步。

6.2 激励相容问题

批评者可能担心：如果人人都有分红，还有谁愿意工作？这是任何普遍性收入制度都会遇到的质疑。

第二十三条的制度设计已经考虑了这一问题。如前所述，伍仟万股的分红旨在“兜底”而非“封顶”，提供的仅是基本生活保障，而非奢侈生活的来源。一个人如果希望获得更高收入、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仍需要通过劳动来获取额外报酬。从这个意义上说，分红不仅不会消除劳动激励，反而可能使劳动者更有底气去选择适合自己兴趣和能力的劳动，从而提升劳动的创造性和满意度。

国际经验表明，普遍性收入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并非简单的负向关系。一些国家的实验显示，获得稳定收入的人群中，有人减少的是低质量的、被迫的劳动时间，而增加的是教育投入、创业尝试、志愿服务的参与度——这些正是社会所需要的“存在价值”创造。

6.3 代际公平与人口问题

“死后清零”虽已解决了代际继承问题，但代际公平仍面临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当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时，在职劳动者创造的价值需要供养更多的分红人口，这可能引发代际矛盾。

应对之道在于：一方面，分红基金的来源应尽可能多元化，减少对当期劳动税收的依赖。国有资本收益、数据资源收益、数字税收等都不直接来自劳动人口，可以有效缓解代际负担问题。另一方面，鼓励生育、优化人口结构仍是长期应对的根本之策——而全民分红本身，也可能成为提高生育意愿的积极因素：当一个家庭知道每个孩子出生都能带来一份稳定的分红时，生育的经济压力将有所缓解。

6.4 全球竞争与资本流动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一国单独征收较高的数字税、机器人税用于全民分红，可能面临资本外流、企业外迁的风险。

这确实是一个现实挑战。但需要看到，AI时代的产业布局越来越不取决于传统的税收优惠，而取决于市场规模、数据资源、人才储备、基础设施等综合因素。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最丰富的数据资源，这些优势不是税收差异所能抵消的。与此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也正在探索类似的分配制度改革，未来可能出现制度趋同的趋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先行探索，反而可能成为吸引全球人才、引领全球规则制定的制度优势。

结语：从劳动契约到数字社会契约

回到本文开篇引用的第二十三条：“每个人出生就有伍仟万股份死后清零；伍仟万股份参与国家分红。”这短短一行字，承载的是对AI时代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性重构。

当蒸汽机取代手工劳动，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与之匹配的社会契约从“人身依附”转变为“劳动雇佣”。当人工智能开始取代脑力劳动，人类正从工业文明迈向智能文明，我们需要新的社会契约来定义这个时代的人与国家关系。

这份新的契约，不应再以“劳动”为唯一纽带，而应以“成员”为基本资格。它承认每一个生命的平等价值，承认每一个公民分享文明进步的权利，承认即便在不再需要所有人劳动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尊严地生活的资格。这份契约，就是数字时代的“数字社会契约”。

《未来国策》第二十三条，正是这份契约的制度化表达。伍仟万股不是施舍，不是救济，不是福利，而是国民作为国家股东应得的红利。它是国家财富全民所有的法权形式，是智能时代分配正义的制度保障，是通往“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桥梁。

当然，任何制度设计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第二十三条从理念到实践，还需要配套的法律体系、精算模型、技术平台、社会共识作为支撑。但方向已经清晰：当劳动价值日益虚化之时，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价值锚点——不是劳动，而是人的存在本身。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在这个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新形态中，全民分红制度将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它让“共创”与“分享”真正统一起来，让智能革命的成果惠及每一个普通中国人，让中国式现代化在智能时代展现出更加光明的前景。

这是第二十三条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面对加速演进的科技变革，我们需要的不是被动的适应，而是主动的制度创新。伍仟万股份的设定，正是这样一种创新——它将每一个公民变成智能时代的股东，把未来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共同的承诺，把技术的挑战转化为制度的机遇。

站在从现代社会迈向“超智能社会”的临界点上，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跃迁一代”。跨越这一变革，不取决于我们能开发出多强大的算法，而取决于我们能否在社会转型、公共利益与个体意义之间，达成一份新的“数字社会契约”。《未来国策》第二十三条，正是这份契约的草案初稿。